| 名家觀點》樓梯間的欄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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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地方，簽發空頭支票是要判刑的，最長可以關一年（1960 年）。有刑罰撐腰，收受支票的人，往往漫不經心，「不信你敢開芭樂票」；但沒想到簽發支票的人也不在意，因為大量開票時，所涉金額龐大，自然「惡向膽邊生」，更何況如利用人頭戶票據，坐牢的也不是自己。於是一邊敢開、一邊敢收，退票成為時尚，票據刑案不斷增加，居然占一審刑案的 51.49%。
政府為遏止歪風，乃於 1973 年將刑度提高為二年，沒想到發票人「不是被嚇大的」，四年後票據犯已占一審刑案的 69.33%。眼見大勢不妙，遂又修法再提高刑責為三年（1977 年），但收票人也因此更輕率，發票人也益發大膽，票據犯由 1960 年代的 2 萬餘人，增至 1980 年代中期的 18 萬人，25 年增加近八倍。
政府開始體認法律手段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遂回頭採取截然不同對策，1987 年修法刪除刑罰，大力宣導徵信重要，建立調查票信機制，收票人眼見不能倚賴刑罰，開始注意交易對手信用，發票人也感受壓力，行為明顯收歛，結果退票情形並未惡化，甚至在「日常支付」逐漸由跨行通匯取代支票之際，退票率仍不增反減，可見處理商事問題，不能單靠嚴刑峻罰。
約莫在支票廢除刑罰的第二年，同一個地方在證券內線交易方面，卻引進了刑責。1988 年證交法第 175 條針對違反第 157-1 條訂下二年以下刑責；2000 年改為七年以下；2002 年擴大內線交易的範圍；2004 年再提高刑責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對金額超過 1 億元者，刑責更訂為七年以上；2006 年又再擴大範圍，三番兩次提高刑責、防堵漏洞，結果是 2007 年又再有修正案的提出。這個地方就是台灣，不時會忘記經濟問題儘量要以經濟手段解決。
筆者是否主張內線交易全面除罪化？當然不是。去年本專欄「甘迺迪的古巴雪茄」一文，即在譴責利用 material non-public 資訊的內線交易，並以「既然已經貴為總統，何必在意那幾支古巴雪茄」為結語。本年 4 月份立法院公聽會，筆者受邀發表意見時，係主張在證交法第 22-2 條比照第 157-1 條之關係人範圍，擴大申報後免除已申報者之刑責，冀求以經濟方法處理經濟問題。
法律上為何有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說法不一，危害經濟秩序之安定與公正有之；違反忠實誠信義務者有之；資訊不對稱有害交易公平者有之。林孟皇法官曾謂「內部人與不知該消息的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證券交易制度的公平性」，道理簡單易懂。換言之，內線交易利用資訊之不對稱會破壞大眾對市場正常運作的信賴，應予非難，從而法律上規定以刑罰，且一再強化其犯罪構成要件，自然可以理解。但資訊對稱之基本理想，是否因加強刑罰即可達成？
姑不論是否如 Alan Hall 所說沒有一項交易是真正處於資訊完全對等，但加速使 non-public 資訊變成 public 倒是一種務實的看法。諾貝爾獎學者 Milton Friedman 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接受 CNBC 訪問時，曾表示將內線交易判刑是 a great mistake：「吾人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內線交易。對那些最有可能知悉公司問題的人，吾人應提供誘因使公眾亦能知悉該等問題。」簡言之，內部人的動作或意向能迅速曝光，就能使資訊快速到達市場，比單純禁止內線交易對市場公平更有幫助，更能達到第 157-1 條的立法目的。
金管會其實也不致反對內線交易部分的除罪，看看 2007 年 11 月向立法院提出的證交法第 157-1 條修正條文，即增列定期定額或依固定公式的內線交易不受限制，就是承認此二情形的除罪。但草案所列上述兩種情形並無助於重大資訊的公開，欲真正落實 157-1 條背後的真諦，不如將第 22-2 條的申報人擴及準內部人及消息受領人（tippee），並將完成申報並公示者亦列為第三種除罪的情事，應可對資訊加速到達市場提供幫助，使更接近資訊對稱的理想。
證券交易法第 157-1 條雖經多次修正，仍存有執法者所質疑的「漏洞」，以目前修正草案的文字觀之，未來再修正仍可預期。或許如網路討論者所說：禁止內線交易的條文，好似樓梯的欄杆，不見得用得到，但總有心理保障。欄杆其實 是法律手段，修法只是在欄杆上精雕細刻，根本之計仍在設計拾階平穩的樓梯，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手段。
（作者是永豐金控董事長，曾任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財政部次長，熟悉金融市場實務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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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名家觀點》樓梯間的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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