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為人民幣改革巧施木馬計?
2011年 06月 02日 07:152
009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Zhou Xiaochuan)在說服中國領導人努力使人民幣成為國際標準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一個至今沒有答案的問題是:改革家周先生在說服他們的時候是否採用了一些花招?Bloomberg News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
北京的一家經濟咨詢公司龍洲經訊(Dragonomics Research)的董事總經理葛藝豪(Arthur Kroeber)稱﹐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周小川構想出來的﹐在他的鼓動下﹐中國領導人批准了這個構想。
春華資本集團(Primavera Capital Group)的創始人及董事長胡祖六(Fred Hu)曾在銀行業及其他事務方面與周小川共事。胡祖六說﹐周小川選擇了一種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的巧妙方式﹐然後將其改頭換面﹐稱中國需要更大膽、更迅速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也許是這樣吧。但其他消息靈通的學者駁斥了有關周小川耍弄政治技巧的說法﹐他們說﹐即使周小川想推行這種策略也無法取得成功。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金融系主任李稻葵(Li Daokui)說﹐這是一種過於高明的解釋。如果他有這麼聰明的話﹐他就能提前躲在家中避開這麼多的政治攻擊。
引發這種爭論的根源
周小川拒絕接受本文作者的採訪。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內﹐他一直承受著來自政府和中共高層的壓力﹐後者希望增強國家在經濟管理中的控制力。在2000年至2002年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期間﹐他實行了更加嚴格的監管規定﹐人們把股市的暴跌歸咎於他。在央行任職期間﹐他經常與希望人民幣幣值保持大幅低估局面的財政部和出口商們發生沖突。
他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個人的政治背景。他是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Jiang Zemin)的人馬。在江澤民於2003年卸任後﹐無法再像從前那樣保護周小川使其免受攻擊。
為了理解圍繞貨幣政策產生的爭論﹐很重要的一點是回想一下2009年年初之前的中國經濟政策的民族主義程度有多麼嚴重﹐當時全球經濟正深陷於衰退中。中國國務院總理將這種衰退歸咎於美國的政策﹐同時﹐中國學者認為﹐被稱為“北京共識”的一種國家控制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被證明比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政策要優越。中國凍結了從2005年開始的人民幣升值走勢﹐有跡象表明﹐中國認為人民幣貶值是保護本國岌岌可危的出口商的一種方法。
這種氛圍對於長期以來一直在中國央行宣導市場化改革的周小川來說尤其嚴峻。他與美國和歐洲央行行長及政治家們的密切關係成為一個不利因素。看著他越來越灰白的頭發和蒼白的面容﹐記者們一度猜測他很快就會被掃地出門。
但是﹐現年63歲的周小川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場老手。2005年﹐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負責監管的中國債券行業發展步伐緩慢﹐在對這種狀況感到失望的情況下﹐他爭取到一年期以下債券的監管權力。市場上出現了這種債券的銷售熱潮﹐央行最終也得到了一年期以上債券的監管權。美國前財政部長漢克‧鮑爾森(Hank Paulson)說﹐周先生看上去是一個溫和而富有魅力的人﹐但骨子裡卻無比強硬。
周小川選擇在2009年3月發表三篇關於中國經濟政策的文章。在接下來的4月份﹐20國集團峰會將在倫敦召開﹐會議肯定會向中國施壓﹐要求其允許人民幣升值並向缺少現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提供資金用於發放應急貸款。
其中的兩篇文章讚揚了中國的經濟政策──這與北京的政治立場保持高度一致。周小川寫道:“綜合比較世界上主要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我國政府在出台重大舉措時決策及時、果斷、有力﹐體現了獨特優越性。”
更重要的角色
在第三篇文章中﹐周小川呼籲設立一種由一家全球性機構負責管理的超主權儲備貨幣﹐以取代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他寫道﹐只要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能夠將所有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納入其中﹐就能擔當這個職責。雖然沒有提到美元或人民幣﹐但這篇文章闡明了美元已經不能勝任全球儲備貨幣之職以及人民幣應該擔當更重要角色的理由。這種間接的文風在中國的政論文章中很常見﹐通過這種方式﹐周小川論證了人民幣應該發揮重要的國際作用。
在文章發表幾天之內﹐俄羅斯呼籲將人民幣納入IMF用於確定SDR價值的一籃子貨幣。(目前這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在當年的晚些時候﹐這個提議得到了一位IMF前任總裁的支持。
意想不到的影響
從國內來看﹐這篇文章在領導層反響不錯。儘管領導人並不讚成周小川提出的整體構想中的具體細節﹐但大幅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這個構想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在一個月內﹐中國國務院批准了中國央行支持的一項允許人民幣跨境結算的計劃。從此﹐這項業務開始飛速發展。2010年﹐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總額達到人民幣5060億元(約合780億美元)。僅2011年第一季度﹐這個金額就達人民幣3600億元(約合550億美元)。
但是﹐這個決定所帶來的影響幾乎與經濟民族主義背道而馳。不清楚國務委員們(一般他們都不是學經濟出身的)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人民幣在海外的需求量越大﹐這種貨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就越大(儘管這可能給中國的出口商帶來打擊)﹐中國政府設定人民幣匯率的能力就越弱。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Jun Ma)預計﹐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將削弱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控制力﹐包括政府設定幾乎所有利率的能力。在五年之內﹐人民幣將實現完全可兌換﹐這將削弱中國對資金流入和流出的控制能力。
中國的領導人尚未批准進一步的自由化﹐實際上也從未正式批准人民幣成為SDR一籃子貨幣之一﹐正如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IMF和美國堅決主張﹐中國要讓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才可具備這一資格。中國領導人的這種猶豫態度可能從另一個方面表明﹐當領導人支持旨在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構想時﹐他們將其視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提升的一個標志﹐但或許沒有意識到這個決定可能帶來的那些變化。
Bob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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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提高了人民幣的影響力,但相對地也會失去對人民幣的控制力。
如同美元利率有很大一部份是由大西洋對岸的倫敦銀行業所決定的(LIBOR)。
從目前人民幣的離岸市場發展看來,也許未來人民幣利率會是由香港的銀行業者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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