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觀點》樓梯間的欄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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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地方，簽發空頭支票是要判刑的，最長可以關一年（1960 年）。有刑罰撐腰，收受支票的人，往往漫不經心，「不信你敢開芭樂票」；但沒想到簽發支票的人也不在意，因為大量開票時，所涉金額龐大，自然「惡向膽邊生」，更何況如利用人頭戶票據，坐牢的也不是自己。於是一邊敢開、一邊敢收，退票成為時尚，票據刑案不斷增加，居然占一審刑案的 51.49%。
政府為遏止歪風，乃於 1973 年將刑度提高為二年，沒想到發票人「不是被嚇大的」，四年後票據犯已占一審刑案的 69.33%。眼見大勢不妙，遂又修法再提高刑責為三年（1977 年），但收票人也因此更輕率，發票人也益發大膽，票據犯由 1960 年代的 2 萬餘人，增至 1980 年代中期的 18 萬人，25 年增加近八倍。
政府開始體認法律手段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遂回頭採取截然不同對策，1987 年修法刪除刑罰，大力宣導徵信重要，建立調查票信機制，收票人眼見不能倚賴刑罰，開始注意交易對手信用，發票人也感受壓力，行為明顯收歛，結果退票情形並未惡化，甚至在「日常支付」逐漸由跨行通匯取代支票之際，退票率仍不增反減，可見處理商事問題，不能單靠嚴刑峻罰。
約莫在支票廢除刑罰的第二年，同一個地方在證券內線交易方面，卻引進了刑責。1988 年證交法第 175 條針對違反第 157-1 條訂下二年以下刑責；2000 年改為七年以下；2002 年擴大內線交易的範圍；2004 年再提高刑責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對金額超過 1 億元者，刑責更訂為七年以上；2006 年又再擴大範圍，三番兩次提高刑責、防堵漏洞，結果是 2007 年又再有修正案的提出。這個地方就是台灣，不時會忘記經濟問題儘量要以經濟手段解決。
筆者是否主張內線交易全面除罪化？當然不是。去年本專欄「甘迺迪的古巴雪茄」一文，即在譴責利用 material non-public 資訊的內線交易，並以「既然已經貴為總統，何必在意那幾支古巴雪茄」為結語。本年 4 月份立法院公聽會，筆者受邀發表意見時，係主張在證交法第 22-2 條比照第 157-1 條之關係人範圍，擴大申報後免除已申報者之刑責，冀求以經濟方法處理經濟問題。
法律上為何有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說法不一，危害經濟秩序之安定與公正有之；違反忠實誠信義務者有之；資訊不對稱有害交易公平者有之。林孟皇法官曾謂「內部人與不知該消息的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證券交易制度的公平性」，道理簡單易懂。換言之，內線交易利用資訊之不對稱會破壞大眾對市場正常運作的信賴，應予非難，從而法律上規定以刑罰，且一再強化其犯罪構成要件，自然可以理解。但資訊對稱之基本理想，是否因加強刑罰即可達成？
姑不論是否如 Alan Hall 所說沒有一項交易是真正處於資訊完全對等，但加速使 non-public 資訊變成 public 倒是一種務實的看法。諾貝爾獎學者 Milton Friedman 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接受 CNBC 訪問時，曾表示將內線交易判刑是 a great mistake：「吾人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內線交易。對那些最有可能知悉公司問題的人，吾人應提供誘因使公眾亦能知悉該等問題。」簡言之，內部人的動作或意向能迅速曝光，就能使資訊快速到達市場，比單純禁止內線交易對市場公平更有幫助，更能達到第 157-1 條的立法目的。
金管會其實也不致反對內線交易部分的除罪，看看 2007 年 11 月向立法院提出的證交法第 157-1 條修正條文，即增列定期定額或依固定公式的內線交易不受限制，就是承認此二情形的除罪。但草案所列上述兩種情形並無助於重大資訊的公開，欲真正落實 157-1 條背後的真諦，不如將第 22-2 條的申報人擴及準內部人及消息受領人（tippee），並將完成申報並公示者亦列為第三種除罪的情事，應可對資訊加速到達市場提供幫助，使更接近資訊對稱的理想。
證券交易法第 157-1 條雖經多次修正，仍存有執法者所質疑的「漏洞」，以目前修正草案的文字觀之，未來再修正仍可預期。或許如網路討論者所說：禁止內線交易的條文，好似樓梯的欄杆，不見得用得到，但總有心理保障。欄杆其實 是法律手段，修法只是在欄杆上精雕細刻，根本之計仍在設計拾階平穩的樓梯，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手段。
（作者是永豐金控董事長，曾任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財政部次長，熟悉金融市場實務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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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名家觀點》樓梯間的欄杆
2008年7月17日 星期四
意外險理賠 掌握直接證據
| 意外險理賠 掌握直接證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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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莉（化名）的爸爸在 91 年 3 月 31 日向保險公司投保團體保險，內容包括定期壽險 100 萬元、特定重大疾病定期壽險 30 萬元及意外險 200 萬元。
91 年 12 月 7 日，小莉爸爸被發現在公園人工湖內溺斃，小莉向保險公司申請意外身故保險金理賠，但保險公司以小莉爸爸是自殺而不是意外身故為由，拒絕理賠。
保險公司認為，小莉父親在溺弊前三天，曾到醫院身心內科就診，診斷為「強迫症、泛性焦慮症、睡眠障礙」，因此不能排除自殺的可能。
另外，由警方筆錄及家屬訪談中得知，小莉父親曾向家人表示最近心情不好，有尋短意念，且本身又有泌尿、攝護線方面疾病，這些證據都顯示確有自殺嫌疑。
但小莉認為，她父親平常就有到公園運動的習慣，左右鄰居都可以證明，事故發生當天，她父親也是到公園運動，並不是像保險公司說的是自殺。而且，看過精神科未必表示有精神病，更不能斷定她父親是自殺，難道看過精神科的病患都會自殺？
最重要的是，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是勾選「意外」，保險公司主張自殺，就應負舉證責任。對於保險公司拒賠，小莉不服氣，並向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申訴。
保發中心調處結果認為，根據小莉提供的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是「生前落水、溺斃、室息」。客觀上，被保險人已符合申請意外身故保險金的要件，保險公司如果主張有除外責任事由存在，依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應擔負舉證責任。
至於保險公司提出，小莉爸爸在醫院診斷「強迫症、泛性焦慮症、睡眠障礙」，因而認定是自殺，這些多屬情況證據，單以間接的情況證據尚難直接認為被保險人是自殺身亡。
由於小莉爸爸死亡經過仍有諸多疑點待澄清，且涉及事實認定問題，依雙方提供的書面資料尚難認定被保險人是否因自殺身故，因此保發中心建議保險公司，如要主張此案有除外責任，應再進一步調查，以釐清事實。
從這個個案可以提醒保戶注意，保險公司對於溺斃、墜樓這類意外事故的理賠案件，通常比較「敏感」、謹慎，而且每個意外險理賠事故的案情不同，事實認定也會有差異。
因此，提醒保戶，萬一面臨這類案件的保險理賠爭議時，只要確定被保險人不是自殺，不是意外險的除外責任，保險公司又不賠時，保戶最好儘量掌握直接證據，據理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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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戰勝保險公司》未告知病史 仍可爭取理賠
| 戰勝保險公司》未告知病史 仍可爭取理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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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張（化名）91 年 5 月 2 日向保險公司投保壽險附加傷害險，5 月 21 日右眼被化學物品灼傷，第一次申請住院醫療理賠，保險公司全額給付，第二次申請住院醫療保險金時，保險公司以違反告知義務為理由解除契約，並拒絕理賠。
保險公司調閱老張的病歷後發現，老張曾因「頭部外傷、肝硬化、食道靜脈出血、十二指腸潰瘍」就診，卻沒有在投保時告知，因此在 91 年 10 月 16 日發函解除保險契約，並主張附加在主約上的附約，也應跟著主約「自始無效」，保險公司並因而拒絕給付老張第二次申請的醫療保險金。
但老張認為，他右眼失明確實是因化學物灼傷導致，多家醫院就診病歷都可證明，勞保也已給付職業傷害殘廢保險金，保險公司沒有理由不給付，老張因此向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申訴。
保發中心調處認為，老張在投保前沒有盡告知義務，已影響保險公司對主契約危險的估計，依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保險公司固然可以解除契約，傷害保險附約部分是否可以解約或拒絕理賠，仍需要獨立判斷。
由於此案老張未據實告知的病史事項，跟這次傷害保險事故的發生，並無因果關係，保發中心建議保險公司仍應理賠醫療保險金。
至於主契約部分，因老張未盡告知義務，保險公司主張解除契約有理；傷害險附約部分，保險公司在給付保險金後，如果認為老張未知告的事項影響傷害險保單危險衡量，可依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解除契約。
從此個案可提醒保戶注意，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投保時對於保險公司的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保戶如果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作不實說明，以致影響保險公司對危險的估計，保險公司可以解除契約，即便在危險發生後也是一樣。但保戶證明危險的發生跟未告知的事實無關時，則不在此限。
有些保險公司在發現保戶未盡告知義務，主張解除契約後，對已發生的保險事故，不論是否與保戶未告知事項有關，都不理賠。保戶若有類似老張的狀況，可以向保險公司爭取應有權益。
另一個要注意的，是如果違反告知義務，保險公司不但可以解除契約，在這種情況下解除契約，保戶已繳交的保費不能退還，因此保戶投保時，還是應依保險公司書面詢問事項據實告知，才能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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