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災難的前世今生
福
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泄漏事故發生後﹐人們在努力評估事故給公眾健康帶來的影響﹔這一過程也讓人們重新關注有關過往的一個陰暗現實：二戰時期兩顆原子彈摧毀了廣島和長崎﹐而日本至今還在爭論受害者的資格認定問題。
Sebastian Stein
1945年8月﹐朝比奈隆還是個孩子。在原子彈降臨廣島兩天後﹐他進入了核爆中心區。
對於受害人的資格認定如今也很有意義﹐因為福島事故的許多潛在受害者只受到次級輻射﹐如食用核污染食物﹐或吸入原子粉塵等。
現年79歲的朝比奈隆(Takashi Asahina﹐音)說﹐這就是他最近拿擴音器去柏市(Kashiwa)的火車站做宣傳的原因。這個小鎮離福島核電站120英里﹐被發現是核泄漏的“熱點”之一﹐並已進入緊急戒備狀態。
在一個冬日的雨天﹐人們行色匆匆地在車站來來往往。朝比奈隆提醒路過的母親們別讓孩子淋雨﹐並向願意駐足的聽眾建議﹐要記錄自己到過哪些輻射區。他說﹐“核輻射的危害不會馬上顯現。千萬不要放鬆警惕。”
朝比奈隆說﹐這是他為自己爭取廣島核爆受害者的資格而與政府多年打官司積累下的經驗。1945年8月原子彈降臨廣島時﹐他不在核爆炸的中心區﹐但兩天後他進入到了核爆中心區﹐被列為“早期進入者”。作為一名癌症的倖存者﹐朝比奈隆在2008年被法院認定為廣島核爆的受害人。
在一次採訪中﹐朝比奈隆說﹐“長期以來﹐日本政府拒絕接受內照射的概念。我認為法院對廣島和長崎核爆受害人的認定方式將成為福島核泄漏的一個範例。” 內照射指的是放射性物質進入人體﹐使人受到來自內部的射線照射。
Takashi Asahina
朝比奈隆兒時身著校服的照片﹐照片拍攝於1944年。一年後﹐降臨廣島的原子彈奪去了他很多同學的生命。
不過﹐就低水平輻射對人體健康的長期影響這一領域而言﹐相關的科學研究很少。事實上﹐福島事故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開始填補這一研究空白的難得機會。
二戰原子彈爆炸的很多年之後﹐日本政府在受害人資格認定上還是含糊其辭﹐從未確定內照射（以及其他一些情況）的受害人是否有資格獲得賠償。日本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的一位官員表示﹐在2008年前﹐幾乎所有到過核爆中心區的“早期進入者”所提出的賠償要求都遭到拒絕。
對“被炸者”（日語為hibakusha﹐指1945年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後的倖存者）的大量研究為科學理解輻射對人體的影響奠定了基礎。如今﹐這些研究成為制定全球核安全標準的基石。
然而﹐對“被炸者”的研究集中在那些遭受嚴重核輻射的人群﹐而對於距離核爆中心幾英里的人群、後來到過核爆炸中心的人群、以及較長時間暴露在核污染食物和雨雪之下的人群關注甚少。
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Chernobyl)發生的核泄漏事故加深了人們對內照射的理解。當地兒童的甲狀腺癌發病率激增﹐追溯原因﹐發現是因為這些孩子喝了遭到核污染奶牛的牛奶。不過﹐日本和美國的專家說﹐切爾諾貝利的數據只有25年的時間長度﹐還不足以研究核輻射對人體產生的全面影響﹐而且數據的廣泛性和連貫性也不夠。
批評人士認為﹐對低水平輻射或內照射的研究不多﹐這意味著現有的賠償政策可能低估了輻射對於核爆倖存者和核泄漏區域人群的健康威脅。
澤田莊司(Shoji Sawada﹐音)說﹐“政府是一直低估了核輻射的危害。”他是一位退休的核物理科學家﹐也是廣島核爆炸的倖存者。他呼籲人們更多地關注核爆炸對人體健康產生的影響。
當然﹐核爆炸與福島的核泄漏存在很大區別。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死亡人數估計在15萬到近25萬之間。據廣島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稱﹐位於核爆中心2.5公里（1.5英里）範圍內的人受到的平均輻射量為200毫西弗特。
福島縣政府稱﹐在福島核泄漏事故影響最大的三個鎮中﹐97%的人口受到的平均輻射量少於5毫西弗特。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東家、東京電力株式會社(Tokyo Electric Power Co.)的發言人表示﹐公司不清楚有當地居民或核電站工人因輻射致病﹐並說公司相信政府官員已經採取適當措施來保護市民。
然而﹐福島核電站釋放出比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更多的輻射﹐因為該核電站存有更多的核放射物質。
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放射性同位素研究中心(Radioisotope Center)主任、物理學家兒玉龍彥(Tatsuhiko Kodama)批評日本政府沒有採取足夠措施保護福島縣的兒童免受內照射損害。他在2011年7月日本議會的一次聽證會上說﹐“我們必須對福島核泄漏事故的影響做出戰略性的假設﹐即這次事故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一樣﹐釋放出的核輻射相當於幾十顆原子彈同時爆炸﹐產生的原子塵埃也要多得多。”
Associated Press
在對政府賠償廣島核爆受害者的研究中﹐對距離核爆中心幾英里的人群、後來到過核爆炸中心的人群、以及較長時間暴露在核污染食物和雨雪之下的人群關注甚少。這使當今政策的制定複雜化。
日本官員承認﹐當時採取的一些不當措施可能導致人們受到更多的核輻射。2011年11月﹐負責監管核工業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Yukio Edano)在一次議會委員會會議上說﹐“我們向附近區域受到輻射的人民致以深切的歉意。”他說政府將“長期向受到影響的居民”提供體檢服務。
日本政府為自己制定的福島核泄漏處理標準進行辯護﹐說人們可能對低水平輻射的反應有些過度。負責處理福島核事故的日本環境大臣細野豪志(Goshi Hosono)說﹐“我們應該仔細觀察﹐增加一個或兩個毫西弗特的輻射水平到底會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也許我們需要吁請民眾﹐在考慮了這種影響之後要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兩年後﹐佔領日本的美國人於1947年開始對核爆炸的倖存者展開研究。這項研究由美日共同資助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實施﹐持續至今。
幾十年來﹐該機構跟蹤約12萬倖存者的生存情況。他們受到的輻射程度根據離爆炸中心的遠近不同而有所差異﹐還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如當時是否處於建築物內等。
該研究沒有把原子塵埃產生的長期影響考慮在內﹐而且也基本“沒有考慮內照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的終身所長寺本隆信(Takanobu Teramoto﹐音)說﹐“我們沒有搜集倖存者的細節行為﹐以支持這類研究。”
數十年來﹐日本從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40萬“被炸者”中﹐約有1%的人患有輻射引起的疾病﹐政府對其給予賠償﹔其餘99%的“被炸者”或是距離核爆中心數英里遠﹐或是像朝比奈隆這樣的“早期進入者”﹐政府認為他們的健康沒有受到核輻射影響。
20世紀60年代﹐受到低水平輻射的“被炸者”開始尋求政府賠償﹐但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他們被告知﹐沒有明確的證據能夠證明他們受到的低水平輻射會對其健康產生影響﹐因為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然而﹐很多提出賠償要求的人都出現與直接經歷核爆炸的受害人相似的症狀：頭發脫落、流血不止﹐以及多年後患有癌症、白內障和心臟疾病等。
他們將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就低水平輻射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展開一場為期數十年的艱苦卓絕的法庭辯論──既有科學方面的﹐也有法律方面的。今天﹐當人們評估福島核泄漏造成的潛在危害時﹐這些案子提供了一份可供參考的最全面的相關記錄。
這場訴訟運動的進展緩慢﹐但到2000年﹐日本最高法院支持一名長崎女子的賠償要求﹐認定這名女子的局部癱瘓與其在距離核爆中心2.5公裡外受到的輻射有關。最高法院還判決說﹐政府應該考慮向那些在較遠距離受到低水平輻射的“被炸者”提供賠償。
這一判決打開了一扇大門。從2006年起﹐在日本全國範圍內﹐約有300名“被炸者”在30起集體訴訟中贏得勝利。
在不少判決中﹐法官判決認為“早期進入者”也應該得到賠償。由此﹐日本官方首次承認：對那些沒有經歷核爆炸但後來受到原子塵埃影響的人來說﹐內照射可能導致健康問題。
2008年﹐日本放寬了賠償核爆倖存者的標準﹐允許那些距離核爆中心3.5公里內的“被炸者”就其健康問題獲得賠償﹐而此前的標準是1到2公里內。此外﹐在原子彈爆炸後100個小時內接近核爆中心的“早期進入者”也可以得到賠償。
現在﹐對二戰時期核輻射賠償問題的辯論聲音漸漸沉寂﹐而對福島核泄漏賠償問題的聲音漸起。2011年秋季﹐福島的核輻射大米讓人們為之警覺﹔而日本政府將於近期提出一個時間表﹐讓那些從福島核電站20公里範圍內撤離的居民逐步返回家園。
Yuka Hay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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