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變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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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羅馬帝國和古埃及都有過相當發達的貨幣經濟，但是都告消失，唯有中國貨幣經濟延續至今，而且從來沒有中斷過與世界的交流和互動。但18世紀末以後，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向西方國家現代貨幣經濟的轉型，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中國作為世界貨幣經濟重心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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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宋代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領導世界潮流。中國存在以貨幣經濟的歷史積累為基礎，實現一種“本土化”或“宋朝式”的金融制度創新。南宋以有限的國土與蒙古帝國進行了長達二、三十年的軍事抵抗，除了南宋的經濟富足之外，政府建立了具有創新特征的貨幣體系無疑是重要的。明代，伴隨白銀資本和金融制度進步，存在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可能性。遺憾的是，因為外族原因，蒙古人滅亡宋朝，滿洲人滅亡明朝，中國錯過了歷史機遇。
自17世紀後半期開始，世界的貨幣和財富不再以中國為中心，不再是世界順從中國經濟結構，而是中國依賴世界貨幣資源和市場，中國要順從西方的經濟結構。從此，中國自行完成貨幣經濟現代化的可能性不復存在。
在18、19世紀，中國貨幣經濟成為世界貨幣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逐漸喪失獨立完成貨幣經濟現代化的可能性。因為，文藝復興和自英國大革命之後逐漸發展的西歐地區的貨幣體系，成了主導世界經濟的現代貨幣金融制度。如果中國要納入世界經濟，必須改變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接受西方國家貨幣經濟制度。清末的貨幣改革屬於推動從貨幣“非國家化”向貨幣“國家化”轉型，實現構建現代國家的目標，成為“沖擊─反應”的典型案例。但這次轉型因為辛亥革命和清朝完結而失敗。
人民幣與國家壟斷的超常關系
1935年的中國“法幣改革”是國家現代化和貨幣國家化的裡程碑，對中國的影響還沒有完整顯現出來。迄今對這次改革的眾多評價都不免有片面之處，但是“法幣改革”的後果已經很清楚：實行白銀國有化，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了民眾和商家的白銀財富積累，開了剝奪民間財產的先河；建立貨幣金融壟斷和無限政府，民眾的貨幣財富不再是可以兌換的白銀，而是依賴政府發行和管理的紙幣；中國的私有經濟傳統從此遭到動搖和顛覆；改變了金融生態，改變了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自由的銀行券遭到廢止，中小型金融機構和私人信用體系遭受打擊，民營銀行喪失了發展成長的歷史時機。
正是“法幣改革”埋下了抗日戰爭之後惡性通貨膨脹的種子，奠定了中國20世紀國家所有制、甚至共產主義公有制的第一塊基石。它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存在著清楚的歷史邏輯。
1949年，中國共產黨獲取大陸政權，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和貨幣經濟具有“不可相容性”，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化過程被中斷，國民經濟倒退到半貨幣經濟和非貨幣經濟時期。這種情況並非首例，在南北朝就發生過。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是1949年之前“法幣”的一種變異，但是法幣畢竟有外匯支撐，外匯以黃金儲備為基礎。而人民幣與外匯、黃金沒有任何聯系，不存在直接和間接的“含金量”。
中國的正統說法是，人民幣是“物資本位”。如果實現“物資本位”，必須實現國家對物資的壟斷。人民幣是一種“雙重”壟斷，國家對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和對支持人民幣的物資資源的壟斷。人民幣成了完全依賴於政府和國家信用的紙幣。在人民幣制度下，中國人民財富的形態只有人民幣，而人民幣為國家壟斷，國家透過人民幣供給數量和物價的不斷變動，實現國民財富的重分配。一位當代經濟學家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貨幣已經變成了一個穿鼻而過的環，它使我們被那些控制鼻環的人們牽著走。 人民幣就是這樣的“鼻環”。
在過去的三十余年，中國大體完成了貨幣經濟的重建。因為超常的“貨幣化”不僅是中國高速增長的發動機，而且觸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財富大爆炸。與此同時，人民幣完成了“蛻變”，從無價值基礎到形成價值基礎，實現了中國貨幣經濟和金融制度與世界的接軌，中國再次重復了清末和民國對既定世界貨幣經濟體系的“路徑依賴”故事，只是換了主角。
1989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脫離了原本的軌跡，從政府推動、引導的經濟自由化改革轉到政府主導、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從此，剛剛形成的自由市場和國家幹預，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均衡被打破，國家完成了對實體經濟中的能源和通訊等產業部門，以及貨幣經濟的所有部門的壟斷。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不是在逼近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漸行漸遠。如果說中國有市場，它是政府幹預的市場；如果說有私有或民營經濟，它是受國有經濟壓迫，在狹縫中生存，隨時有滅頂之災的私有或民營經濟。人民幣的國有性質不是弱化，而是強化。
在世界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以及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雖然貨幣國家化，但是還受到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衡。其經濟制度是發達的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其政治制度是國家不等於政府，政府不等於貨幣當局，央行有獨立空間，貨幣發行受法律程式限制，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邊界。這一切，在中國不存在。
特別是近年來，人民幣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與民族主義掛鉤，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形成人民幣與國家壟斷的超常關系，由此加劇了社會財富的不公正分配和貧富差別的擴大。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廣大的民眾，迷茫、失落，甚至絕望，以為這是經濟改革所致。因此，中國出現了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重新肯定毛澤東的輿論。殊不知，1990年代以後的中國改革，已經一步又一步地背離了中國在1980年代改革的初衷，發生了質變。而被認為代表自由主義，代表自由市場經濟的某些人物，其實已經演化成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部分。鑒於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一個非民主和非法治的國家與國家對貨幣的無限權力的結合，是危險而值得憂慮的。
貨幣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中國貨幣經濟史存在著自由和壟斷兩面，如同硬幣的兩面。如果說，哈耶克貨幣思想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自由放任的理論基礎，那麼，凱恩斯學說中的貨幣思想則是解析中國貨幣經濟史中國家幹預、背離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凱恩斯貨幣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由國家控制貨幣的實際供給量，強化中央銀行的地位，其功能是實現貨幣和信用的管理。所以，貨幣是一個“外生變量”。凱恩斯所關注的，主要是貨幣需求，而且將貨幣需求的變化歸結為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進而認為，利率取決於流動性偏好決定的貨幣需求和銀行決定的貨幣供給。
凱恩斯理論為國家幹預和壟斷貨幣經濟提供了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和邏輯解釋。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在過去三十年間，凱恩斯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日益加深，中國成了被異化的凱恩斯主義國度。
現代經濟學主要成形於工業革命之後，但既有的理論不足以說明中國數千年的經濟史，需要中國本土的貨幣經濟理論加以補充。如今流傳下來的主要是那些主張國家幹預的思想，但是自由放任貨幣經濟思想始終存在，甚至是主導思想，是民間共識，直接影響現實經濟生活。
例如，西漢有過一次對後來影響重大的鹽鐵會議，留下了著名的《鹽鐵論》，記載了關於是否應實行鑄幣權統一的辯論，支持陣營有桑弘羊，反對陣營只有賢良文學，而沒有具體人名。從字裡行間，不難感到賢良文學是主流。
明代是中國自由貨幣經濟思想得到充分發展和實踐的時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在實質上是國家嘗試透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幹預經濟。自由主義在19世紀的清代一度抬頭，放任貨幣經濟達到歷史頂峰。其實，中國經濟中“無為而治”的傳統與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傳統存在某種共同之處。20世紀中國的貨幣經濟思想，因為受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影響，全盤西化，本土貨幣經濟思想式微。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是貨幣經濟的理論基礎。1980代和1990年代，現代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和方法處於主導地位。
在經濟思想史中，貨幣問題是經濟學家最耗智慧的領域。哈耶克和凱恩斯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和貨幣緊密聯系。2001年“9‧11”事件不久，我有幸在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家中聽他談“9‧11”事件對美國和世界的深遠影響。結束的時候，我告訴他：在他那麼多著作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那本“Money: Whence It Come, Where It Went”，他聽了很高興，幽默地說，你很特殊，絕大多數讀者可不是這樣，他們更喜歡我那本《豐裕社會》。
在我看來，加爾布雷思僅僅提出貨幣從哪裡來，再到哪裡去這個問題，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它包含了貨幣哲學，甚至宗教的意識。我們人類要自由和幸福，真的沒有辦法擺脫貨幣嗎？至少，真的永遠無奈於國家對貨幣的壟斷嗎？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維也納大學任教。本文節選自朱嘉明著《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上下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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