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變遷(上)
貨
幣經濟是一種依靠貨幣形態、價格機制、資本市場、信用體系和金融機構的制度性組合，其中又以貨幣形態為核心。貨幣經濟的形態和數量的變化導致資本結構和數量的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決定著經濟周期，影響著人類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中國貨幣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
中國貨幣經濟是動態的，有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封閉到開放的發展過程。解析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特殊性和內在邏輯，牽涉到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演變。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紀的中國貨幣經濟史劃分為兩個階段：金屬貨幣經濟（即傳統貨幣經濟階段）和以信用貨幣為主體的現代貨幣經濟。
金屬貨幣階段又分為以銅錢為主體貨幣、以白銀為主體貨幣、以白銀和銅錢為“復本位”貨幣和以銀元為法定貨幣的四個時期。以白銀為主體貨幣時期為例，它始於宋代，經過元朝到明朝上半葉的衰落，再經過明朝中後半葉的白銀化而成為貨幣經濟主體。清朝繼續明代的銀兩制度，直到民國建立之後的1933年建立“銀本位”，前後八百余年。
中國是發明和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宋代的紙幣系統已相當發達，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時期以紙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但是，宋、元、明的紙幣並不是信用貨幣，也不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具有法律意義的紙幣（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廢除實行不足兩年的“銀本位”，才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義的法幣體系。如果以1935年作為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的分界，則中國傳統貨幣經濟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而現代貨幣經濟的階段還很短暫，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自由放任精神
亞當‧斯密曾說：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不公的。他們欺騙臣民，把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次第削減。 這個結論可能適用於很多歐洲國家，卻不適合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在中國歷史上，貨幣經濟基本上是自組織的，是市場的、社會的，是民間和政府分享貨幣“鑄造權”的，是藏富於民的。至於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向來是由民間而不是政府控制，國家只是貨幣的參與者，國家貨幣只是龐雜貨幣中的一種而已，其影響力取決於在貨幣供給總量中的佔有率，高一些，影響力大；低一些，影響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對貨幣權力的絕對壟斷。簡言之，貨幣經濟的非國家化是常態。
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充滿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萬歷皇帝頗受詬病，幾十年不認真早朝的“罪過”大矣。換個角度，皇帝缺席，國家照樣運行。雖有關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統忠於職守，依然顯示出其時社會發展的自主運行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的中國貨幣經濟是人類貨幣經濟史上的“香格裡拉”。
清朝最後五、六十年的貨幣經濟，被主流史家描寫為貨幣制度紛繁雜亂、落後，逐漸遭到西方列強控制。但歷史的面貌並非如此簡單。當時清廷一方面繼續奉行“無為而治”的經濟思想；另一方面，朝廷無暇、也無能力管理因為洋務運動引發的現代化浪潮。因而，中國進入自由經濟的黃金時期：國內、國際資本湧入各類產業；經濟繁榮，接近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的自由經濟傳統模式。從貨幣經濟的角度考察，我們看到的歷史與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異很大。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中的交易關系，其本質是民眾、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產權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換言之，貨幣經濟、私有產權和商品市場經濟的相互依存支撐了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運行，並決定了財富的存在方式、擁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國歷史上可以發生一次又一次的財富重分配，卻沒有發生經濟史家所提出的那種“財富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現象。在1500年相對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茲特克，都被自身的貨幣財富所腐蝕，最終消亡。 但中國社會卻具有對財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癒能力，這不能不歸結於傳統貨幣經濟的貢獻。
貨幣形態多元化、多樣化和高度區域化，貨幣之間競爭的機制，不斷向貨幣體系注入新的生命力，從而實現貨幣經濟的和諧，這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即使朝代更迭頻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續前朝的貨幣體系和制度。中國傳統貨幣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穩定性，成為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
當然，中國貨幣制度的穩定並不是絕對的，其變遷始終沒有停止。所謂穩定，是變遷中的穩定；所謂變遷，是屬緩慢、漸進、連續的變遷，猶如歷史的長河緩緩流動。中國貨幣制度的變遷，集中表現為要素（土地與勞動、勞動與資本或資本與土地）價格比率的變化、資訊成本的變化、技術的變化。這些相對價格變化的因素大多數是內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宋朝、明朝後半葉以及19世紀中葉之後的清朝，都屬於貨幣制度變遷顯著的時期。
貨幣經濟決定中國歷史的走向
有一位西方學者說：貨幣將決定人類命運。其實，貨幣經濟已經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和命運。
中國自漢朝以降，直到清末，“錢荒”不斷。長期以來，人們對錢荒的理解過於簡化，以為是銅錢的幣材供給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實，錢荒的核心問題是以銅錢為主體貨幣形態的貨幣需求大於供給，或者說，貨幣供給滯後於需求的反應，不能滿足市場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在貨幣非國家化的制度下，自組織的社會經濟就會增加貨幣供給，於是，正規、非正規的，合法、非法的“貨幣”進入市場。
以宋朝為例，再怎麼增加銅錢供給也無法滿足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銅錢供給畢竟受制於幣材市場、鑄造能力和鑄幣成本，所以，鐵幣和紙幣的發明和流通，就成為自然補充。在中國歷史上，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很難成立，兩者和平共處。原因很簡單，對於貨幣短缺的情況下，即使品質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幣”，只要能夠充當交易中介，有勝於無。一般而言，錢荒多會自行緩解。但若自我緩解能力失靈的話，使得銅錢、銅材癒發值錢，加劇錢荒，經濟蕭條接踵而至。
中國大多數朝代，不是亡於通貨膨脹，而是亡於經濟蕭條。因為，只要在金屬貨幣形態下，不會發生現代人所熟悉的那種通貨膨脹。其實，秦朝不是亡於苛政，而是亡於經濟蕭條。秦末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駕崩前一年統一貨幣的幣制改革，推行“秦半兩”，徹底消滅六國貨幣的殘余影響，摧毀了傳統的多元貨幣制度，於是，貨幣供給不能滿足需要，出現“物賤錢貴”的局面，於是農民受到傷害，手工業者受到傷害。
西漢的滅亡和王莽關系很大。王莽在貨幣經濟上的根本錯誤是實現黃金等貴金屬資源國有化，民間喪失了貨幣財富，而政府的貨幣供給不足以填補民間貨幣的缺失，自然導致經濟蕭條，農民破產。王莽死後，國庫裡留下大量的黃金。明朝的貨幣白銀化，社會財富增長，刺激人口增加，導致了“高水準平衡陷阱”，社會經濟失衡，構成李自成代表的農民革命的深層原因。崇禎年間中國白銀進口突然減少，貨幣供給不足，百業蕭條，政府失去稅收基礎，則是明朝覆滅的重要原因。
中國貨幣供給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貸市場。中國歷史上的利息水準始終高於西歐和日本，這不是因為中國貨幣經濟不發達，而是過於發達所致。恰恰因為資本成本過高，刺激貨幣資本所有者透過高利貸市場和其他投機（speculation）手段實現更高的回報率。貨幣投機需求的直接後果是增加貨幣需求，提高了貨幣供給壓力。在沒有足夠儲蓄機構的情況下，投資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貨幣財富轉化為土地所有權，貨幣利息轉化為地租。於是，資本和土地這兩個基本生產要素的價格雙雙上升。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沒有發生英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又多了一種解釋，即中國的資本和土地成本過高。
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和土地關系實在值得重視。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貨幣經濟發達。土地是高價值的交易資產，其吸納貨幣的規模遠高於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市場。土地吸納更多的貨幣，刺激更高的貨幣需求，如此反覆，最終形成土地兼並的格局。在21世紀的中國，重復了歷史上早已有之的貨幣和土地關系，土地價格上漲和貨幣供給增大互為因果。在中國歷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並格局，失去土地的農民沒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礎，流民數目膨脹，社會失序，發生革命，改朝換代。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維也納大學任教。本文節選自朱嘉明著《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上下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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