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件事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沒有異議，那就是，美國經濟的表現令人失望。增長太慢，失業率太高。很大一部分選民傾向於認為，現任總統應該為此負責。令人驚奇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仍有希望勝出。不過，這種狀況並不令人意外。早在2009年2月，我就寫過一篇專欄文章，開篇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作為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是否已經搞砸了？”我當時的觀點是，“如今作為太少比作為太多冒險多了”。奧巴馬確實做了一些事，但不夠果斷。
那已經是過去式了。現在，讓我們著眼於未來。我認為，有四項經濟挑戰格外重要，分別是：需求、供給、公平問題和財政償付能力。
兩大陣營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私人部門需求不足，但至於原因何在，兩派各有各的看法。我的觀點與他們都不同之處在於，我認為，私人部門需求不足可能被證明是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
分部門的收支平衡狀況（以部門收入與支出之差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衡量）可以支持這個觀點。美國長期以來對外赤字。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對外赤字略有下降。如果外國對美國出現盈餘，美國國內部門肯定會出現赤字。危機爆發後，美國家庭和企業也處於盈餘狀態。這意味著政府出現赤字。（見圖表）
我們能否在不引起衰退的前提下改變這種狀況？這並非易事。假設美國對外赤字繼續維持在GDP的3%，同時財政赤字降至GDP的3%。則美國私人部門必須達到收支平衡。在2012年第二季度，美國私人部門盈餘為GDP的5%。要實現私人部門收支平衡，同時維持需求水平不變，那麽家庭支出或企業投資至少有一個必須激增。如果家庭支出激增，則信貸必須激增。如果企業投資激增，則投資占GDP比重必須達到比上世紀90年代股市泡沫時期更高的水平。前一種情況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而後一種情況不太可能實現。
第二個挑戰是供給。從長期來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不斷提高的生產率。美國是全世界生產率最高的大型經濟體，因為其開發和應用新技術的能力是最強的。在這方面，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如我在10月2日的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生產率的增長似乎正在放緩，盡管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目前的增速還算不錯。其次，當今世界，創新與科學的聯系如此緊密，因此政府對科學工作的支持十分重要。美國政府在創新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互聯網只是一個例子。
第三個挑戰是不公平問題。在這方面，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見圖表）。顯然，自衰退結束以來，美國新增收入中90%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人群。如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所指出，“1979至2007年間，經政府轉移支付和聯邦稅調整後的實際（剔除通脹）平均家庭收入累計增長了62%。同期稅後實際家庭收入中值增長了35%”。這兩個數字的差距有兩個含義。首先，國民整體經濟富裕程度並未隨GDP同步增長。隨GDP同步增長的是收入最高人群。這是顯而易見的：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收入之和占總體市場化收入的60%，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之和遠高於收入最低的40%人群的收入之和。其次，如果一個孩子成功的機會取決於其父母擁有多少資源，那麽，社會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人力資本越重要，這一點的影響也必將越來越明顯。
最後一個問題是財政償付能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認為，美國已出現失業危機和公共債務問題。我同意這個觀點。許多人認為削減財政赤字是當務之急，實際上並非如此，原因有兩點。首先，如前文所說，削減財政赤字必將導致需求驟降的風險，緊接著還可能導致規模不下於從前的財政赤字，並且經濟活動水平會更低，也就是說，可能導致流動性陷阱。其次，除非經濟出現強勁復蘇，否則美國國債利率幾乎沒有大幅上升的風險。但假如經濟強勁復蘇，隨著收入恢復增長、支出下降，大部分財政赤字將被消除。償付方面的主要問題是醫療保障支出，其中醫保成本膨脹是主要挑戰。
哪位總統候選人看上去對這些問題有更明智的認識？在我看來，奧巴馬的認識不夠充分，但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觀點是在炒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剩飯。
奧巴馬並不主張進行全面改革，而一場全面改革可能讓經濟恢復20世紀中期的活力——當時大多數行業都煥發了生機。或許是因為全面改革太難了。但如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所說，只要思考一下羅姆尼的建議——用整體稅收支出的無差別降低彌補所得稅邊際稅率的降低——你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共和黨人“將為高收入家庭大幅減稅，同時加大中低收入納稅人的稅負”。在社會不公迅速加劇之際，這可能導致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惡化。
羅姆尼承諾大幅增加國防支出，這肯定會導致結構性財政赤字大幅增加。事實證明，共和黨人對赤字的反對一向更多地停留在理論上，而較少付諸實踐。他們在財政方面真正信仰的是減稅。從好的方面來看，美國在一段時間內確實需要維持赤字。從不好的方面來看，這些政策更有可能帶來短暫的擴張，而非堅實的增長。
共和黨人認為，要讓經濟取得更好的表現，關鍵是減少監管、降低稅率。然而，將稅率從35%降至28%，這樣的降幅可能不會對整體經濟表現產生顯著影響。誠然，稅收很重要。然而，認為單憑稅收就能決定經濟表現，這絕對是錯誤的。
競選涉及的問題遠遠超出經濟的範疇。兩位候選人在社會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深刻分歧，這是顯而易見的。但經濟政策的選擇也非常重要。美國人面臨兩個選擇：一位候選人沒有很大野心；另一位候選人決心以雙倍力度推行危機前的財政和金融政策。羅姆尼就像謀求復闢的波旁家族成員一樣，什麽都沒有學到，也什麽都沒有忘記。這種“復闢”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也許答案很快會揭曉。
譯者/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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