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流動性冒險背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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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兩個月﹐十幾位銀行家都會在週日的晚上於瑞士的巴塞爾碰頭聚餐﹐地點位於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圓柱形建築的第18層。晚宴上有關貨幣和經濟的討論不僅僅是學術性的。晚宴的座上賓可都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行長﹐這些人代表的國家一年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加在一起超過51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產出的四分之三。
近來﹐這些秘密會談的主題開始轉向全球經濟問題以及各國央行為了治理本國經濟所採取的激進措施。自2007年以來﹐全球央行已經向世界金融體系注入了超過11萬億美元的流動性。面對經濟復蘇乏力和歐洲經濟問題持續發酵的現狀﹐各國央行加快了注入流動性的速度。全球最大的幾家央行計劃以購買政府債券、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的形式向經濟再注入數十億美元的流動性。
這些央行行長在貨幣政策上採取的策略並不能在標準經濟學教科書中找到理論支撐。這些人實際上在進行一次高風險實驗。他們部分利用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求學任教的一批學者所做出的學術成果。
雖然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政府未能在財政政策上達成一致（即在經濟增速放緩期間﹐如何才能最好地平衡稅收和支出）﹐但通過頻繁對話以及可以追溯到大學時代的關係﹐這些央行行長已經形成了他們特有的政策路徑﹐這一路徑並不受選民以及政界人士的影響。
如果這些央行行長是正確的﹐那麼他們將有助於避免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並不再重復中央銀行在上世紀30年代犯下的錯誤。如果他們錯了﹐他們可能令通貨膨脹再度抬頭﹐或為下一次金融危機播下種子。他們的失敗還可能導致政府對中央銀行的權力和獨立性做出新的限制﹐而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等非常時期﹐中央銀行被認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說﹐他們是干涉過多還是做得不夠﹐歷史會做出結論﹐但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因為這一過程尚未結束﹔他們在承擔風險﹐因為這是一個試驗性策略。羅格夫還是《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書的合著者。該書研究了八個多世紀以來發生的多次金融危機。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現在每月購買價值4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並在上週三的一次會議上決定再斥資數十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已經同意通過銀行將數十億英鎊的資金注入企業和家庭部門﹔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則承諾壓低那些向其尋求幫助的政府的借貸成本﹔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備受外界要求其應對通貨緊縮的壓力﹐計劃購買91萬億日圓（約合1.14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公司債券和股票。
上述這些舉措的目標是降低借貸成本﹐刺激股市﹐鼓勵家庭和企業進行消費和投資。但該方法從未在全球範圍內做過如此大規模的檢驗﹐今年以來全球央行行長已經召開了多次幕後會議評估該試驗可能帶來的風險。
今年6月那次晚餐聚會過後的第二天﹐主辦宴的一家機構的負責人就在一次講話中對這些央行行長提出了警告。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行長卡魯阿納(Jaime Caruana)說﹐各中央銀行發現自己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它們被迫扮演最後決策者的角色﹐它們正在進行大規模貨幣刺激。他說﹐這些緊急措施如果持續的時間太長﹐有可能產生不受歡迎的效果。這次晚宴就是在國際清算銀行舉行的。
持這種與主流觀點相左看法的人還有一個擔憂之處是：央行採取措施提振股票市場和降低信貸成本使各國政府得以推遲做出解決預算赤字不斷增長等問題的艱難政治決定。
發出批評言論的還包括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學家們。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目前正日益成為一個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此次金融危機後國際金融形勢的重要場所。這些經濟學家說﹐正尋求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央行目前被牽扯進了太多的任務中去。
國際清算銀行貨幣部門的負責人切凱蒂(Stephen Cecchetti)說﹐央行解決不了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表達這一觀點﹐都說煩了。
央行控制著這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龍頭。龍頭打開時﹐新流出的資金就會起到給經濟加熱的作用﹐能降低利率和失業率﹐但也會帶來出現高通脹率的危險。而龍頭關閉時﹐利率會上揚、經濟會冷卻﹐但物價也會受到遏制。
央行人士已經保證說﹐一旦世界經濟重新站穩腳跟﹐他們會以足夠快的速度關上資金龍頭﹐以阻止高通脹現象出現。但在恰當的時間從金融體系中抽回如此多的資金有可能成為一個政治上和實際操作中的難題。
英國央行副行長比恩(Charles Bean)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種不同尋常的環境中﹐我們正在使用一種我們沒有多少使用經驗的政策武器。
央行行長屬於政府中最受孤立的群體。如果他們與私營部門的銀行家們交往過於緊密﹐就有可能令市場感到不安﹐也有可能使一些交易商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央行行長努力與政界人士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自從2007年末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央行行長一直依賴於從同行處獲得政策建議。他們攜手努力幫助遏止住了世界經濟的螺旋形下行﹐他們將利率推至歷史低點﹐並向搖搖欲墜的銀行和市場注入了數萬億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
世界最有權勢的央行行長中的三位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院(MIT)經濟系一座名為E52的大樓里開始自己職業生涯的。美聯儲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都於上世紀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曾在上世紀80年代在這所學校短期教過書﹐期間他曾與貝南克合用過一間辦公室。
許多麻省理工學院出身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政府有可能幫助經濟平緩渡過低迷期。這種觀點認為﹐央行在政府發揮這種作用方面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這不僅體現在它們能決定利率水平﹐還體現在它們能通過字斟句酌的政策聲明來影響公眾的預期。
這些日後的央行人士當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和工作時﹐他們憑空設想著各種數學模型﹐並在研討班上以及波士頓地區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旁一個簡陋街區的簡易連鎖餐廳里討論各自的想法。
而週日在巴塞爾舉行的晚宴上﹐這些人談論的是政府在現實世界所遇到的迫切問題。這些晚宴常常會持續三個小時。晚宴是為期兩天會議的一部分﹐這種會議每年要在國際清算銀行舉行六次。出席晚宴的嘉賓包括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領導人﹐以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巴西等其他一些國家的央行行長。
花旗(Citigroup)經濟學家、美聯儲國際事務部前負責人席茲(Nathan Sheets)說﹐晚宴是人們真正私密交談的地方。席茲供職美聯儲期間並沒有出席過那些晚宴﹐但對具體情況比較瞭解。他說﹐金融危機期間﹐每場晚宴都很重要。
晚宴在一個由瑞士建築事務所赫爾佐格和德梅隆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設計裝飾的房間里舉行﹐英國央行行長金主持討論。該事務所是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國家體育場“鳥巢”的設計方。房間內的用餐區散發著白蘭花的香氣﹐白墻落地﹐黑色吊頂﹐外帶全景式視野。用餐區內有一張圓桌﹐出席晚宴的人在指定位置就座。
金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可通過這種方式進行完全私密的討論。他說﹐如果你想瞭解央行如何看待一些問題﹐或一旦發生特定事件未來它們可能出台什麼舉措﹐晚宴會給你提供一大便利。
瞭解晚宴情況的人表示﹐在上過開胃菜和紅酒以及寒暄過後﹐就會開始討論嚴肅的話題。金一般會要求同行們談談各自國家的經濟前景﹐然後其他人會問後續問題。晚宴聚會沒有文字實錄或會議紀要﹐工作人員不得入席。
這個有18位成員的組織其官方名稱叫做經濟協商委員會(Economic Consultative Committee)。該委員會僅發表過一次公開聲明：今年9月發出的一封只有兩句話的函件。函件回應有關方面對私有銀行合謀操縱倫敦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Libor)的指控﹐承諾將為銀行間拆借市場尋求解決辦法。
晚宴結束後的次日週一﹐在（國際象棋）“車”型的國際清算銀行大樓較低樓層,那些央行行長們會與更多央行行長圍坐在一個大圓桌旁﹐工作人員則會坐在一旁的白色皮革辦公桌邊。
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長、出席過週日晚宴的蘇巴拉奧(Duvvuri Subbarao)說﹐這些會議是瞭解全球形勢的十分重要的平台﹐人們在這裡可暢所欲言。
央行行長常常會為實現一個共同目標而採取行動﹐這就是讓世界經濟接近充分就業的水平。不過﹐其它時候他們的看法卻會截然相反。
譬如﹐美聯儲曾在2010年11月推出了購買6,000億美元國債的量化寬鬆計劃。知情人士表示﹐幾天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達德利(William Dudley)和美聯儲副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在出席巴塞爾晚宴時﹐對發展中國家因美聯儲刺激計劃而大為光火感到吃驚。在那場晚宴上﹐達德利和耶倫大部分時間是在解釋美聯儲的舉措﹐因為其他央行行長擔心﹐該計劃會造成通脹﹐或引發大量資本流入他們國家﹐而這並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
蘇巴拉奧說﹐每次只要美聯儲推出量化寬鬆﹐就會引起大家的議論﹐我們都必須考慮本國決策會對它國產生的溢出效應。他說﹐巴塞爾晚宴是一個可以表達這種憂慮情緒的地方。
國際清算銀行成立於1930年﹐當時主要負責處理一戰後德國的賠款支付問題。此後﹐該銀行的角色範圍有所擴大。上世紀70年代﹐它成為討論銀行資金規則的核心地方﹐並在90年代成為央行行長討論全球經濟問題的會場。
央行行長一般不會正式協調其舉措。貝南克、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更關注國內的挑戰。瞭解白川方明言論的人表示﹐他常在巴塞爾就量化寬鬆政策的有效性對其他人提出警告。白川方明的猶豫不決讓日本央行成了上週日日本大選的話題之一。日本首相的熱門候選人安倍晉三(Shinzo Abe)承諾﹐將約束日本央行的獨立性﹐並要求該央行採取更為積極的措施來結束國內的通縮。
不過﹐在央行行長們忙著應對在復蘇全球經濟問題上存在的懷疑和分歧之際﹐他們形成了一種密切的同行互助關係﹐將其緊緊連在一起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和抗擊金融不穩定的努力。他們的關係在電話和面談中得到體現。
金說﹐央行合作的一大秘密是﹐在危機中﹐你可以拿起電話﹐迅速就某事達成協議。
今年夏天﹐隨著各央行準備推出新一輪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個央行圈保持著密切的接觸。據記者提出公開記錄查詢申請後獲得的貝南克的電話記錄顯示﹐6月8日﹐貝南克和金在美聯儲及英國央行召開政策會議之前通了半個小時的電話。幾天後﹐貝南克與加拿大央行行長卡尼(Mark Carney)通了電話﹐卡尼上個月被任命為金的繼任者。不久後﹐貝南克致電以色列央行行長費希爾(Stanley Fischer)。費希爾曾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授﹐是貝南克論文的指導老師。
在央行行長評估希臘選舉對歐洲金融體系的影響之際﹐據貝南克的電話記錄顯示﹐6月18日﹐貝南克一大清早就在國會山的家中與德拉吉和金通了電話。
兩種相互沖突的觀點在央行行長之間角力。一種觀點認為﹐央行在解決經濟問題方面做得不夠。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缺乏足夠的威力﹐難以幫助經濟體﹐並可能引發失控的通脹或又一個金融泡沫。
今年8月﹐圍繞這兩種立場的緊張拉鋸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舉行的美聯儲年會上公開化。波森(Adam Posen)在會上譴責央行行長因自己設定的禁忌而不願更大力度地刺激經濟。波森最近結束了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的四年任期。
波森說﹐央行應該給予美國抵押貸款和歐洲國債這類疲弱的市場更多的幫助。
另外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歐菲尼德斯(Athanasios Orphanides)則持相反的看法。他最近結束了塞浦路斯央行行長的任期。他說﹐上世紀70年代﹐央行曾力求將失業率降至60年代的低水平。他說﹐他們錯誤地過長時間保持過低利率﹐帶來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充分就業。他說﹐如果央行重蹈覆轍﹐再次高估自己降低失業率的能力﹐隨後災難會表現在物價上。
與此同時﹐比恩說﹐他擔心現行的低利率政策將失去成效﹐金最近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比恩說﹐當政府和私營部門背負過重的債務時﹐低利率催生的企業和消費支出可能要比預期低。
前美聯儲副主席科恩(Donald Kohn)說﹐有很多東西是我們不瞭解的。
討論期間貝南克靜靜地坐著。但他和其他主要央行的行長已經準備發動新的貨幣攻勢。
幾天後﹐歐洲央行宣佈了一項協議﹐將購買陷入困境的歐洲國家的國債﹐但條件是受助國必須堅持實施財政緊縮措施。
之後﹐美聯儲宣佈了計劃﹐它將每月購買債券﹐直到美國就業市場明顯好轉。儘管白川方明猶豫不決﹐但日本央行很快效仿﹐發佈消息稱日本央行也將擴大債券購買計劃。
與此同時﹐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學家對央行的努力越來越表示懷疑。他們說﹐在金融危機前﹐他們曾警告要注意信貸泡沫﹐但沒人理會。前國際清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懷特(William White)說﹐沒人重視我們的警告。
他說﹐眼下﹐央行可能在追求短期增長這一艱難目標時﹐再次走向長期困境。
JON HILSENRATH / BRIAN BLACK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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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如果你的同學或同事是某個國家的央行主席，那你成為央行主席的機會也會比較高。
2008年之後，各國央行的行動一致，從這篇文章看來也就並不奇怪了。
全球化的年代，央行的行動也需要加強聯繫與溝通，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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