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3日 星期五

怎樣像喬布斯一樣有創造力?



怎樣像喬布斯一樣有創造力?
2012年 03月 23日 08:03

造力似乎顯得很神奇。看到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和鮑勃‧迪倫(Bob Dylan)這樣的人﹐我們會斷定他們一定擁有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所沒有的超自然力量﹐天賦讓他們能夠想象出過去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我們覺得他們是“創造型人”。而我們則不是。

但創造力並非魔力﹐也不存在所謂的創造型人。創造力既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特質﹐也不是天使賜予的奇跡﹐而是一種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學會創造﹐也可以提高創造能力。新的研究為我們帶來了啟示﹐讓我們得以瞭解改變世界面貌的產品是如何發明的﹐最棘手的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在什麼是創造力﹐以及如何在我們自己身上和工作中激發創造力的問題上﹐我們已經獲得了非常多的具體經驗。

Philip Montgomery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llustrations by Serge Bloch
創造力既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特質﹐也不是天使賜予的奇跡﹐而是一種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學會創造﹐也可以提高創造能力。
有關創造力的科學還是一門比較新的學問。在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之前﹐人們總是將想象與神力畫上等號。創造曾意味著與繆斯溝通和表達神靈的旨意(“靈感”一詞的字面意思是“被吹氣”)。即便在現代﹐科學家也很少關注創造力的來源問題。

但這種狀況在過去十年里開始出現變化了。人們曾認為想象力是獨立的事物﹐與其他類型的認知活動不相干。而最新的研究顯示﹐這種假設是錯誤的。我們其實是把“創造力”作為一個囊括多種認知工具的籠統概念﹐每一種工具都適用於特定的問題﹐並須以特定方式激活。

我們遇到的難題該如何解決?是依靠瞬間的靈感﹐認識的飛躍﹐還是可以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決定了我們是應該喝杯啤酒放鬆一下﹐還是來罐紅牛(Red Bull)提提神﹐是花很長時間沖個淋浴﹐還是在辦公室里加班加點。

新的研究還揭示了什麼是解決棘手問題的最佳途徑。我們往往認為﹐某一領域的專家是他們所在領域的創造天才。但重大突破常常來自圈外人幼稚而大膽的想法。要增強創造力﹐花些時間涉獵本行之外的領域﹐發展跨專業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從最難的問題談起﹐這些難題乍看似乎根本無法解決。但這類問題只要能解決﹐一般都是在靈感迸發的一瞬間迎刃而解的。

我們來看看3M公司紙製品部門工程師阿瑟‧弗賴(Arthur Fry)的例子。1974年冬季﹐弗賴參加了粘合劑工程師謝爾頓‧希爾弗(Sheldon Silver)的一場報告會。希爾弗發明瞭一種粘性極小的膠﹐這種膠粘合力太弱﹐只能勉強將兩張紙粘在一起。和在場的其他人一樣﹐弗賴耐心地聽了報告﹐但不知道這種化合物有什麼實際用途。一種不粘的膠能有什麼用呢?

但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這種膠再次浮現在弗賴的腦海中﹐雖然是在一個八桿子打不著的場合。弗賴在教堂的唱詩班里唱歌﹐喜歡把小紙片夾在讚美詩集里標示他要唱的歌。不幸的是這些小紙片經常會掉出來﹐因此弗賴不得不在禮拜儀式上瘋狂地翻書﹐以找到正確的頁面。這個問題似乎根本解決不了﹐就像我們不得不天天面對的很多煩心事一樣。

Serge Bloch
做做白日夢
但在一次特別無聊的佈道會上﹐弗賴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想出了這種粘性很弱的膠有什麼用處:可以把它塗在紙上﹐制成能重復使用的書簽! 由於這種膠不怎麼粘﹐所以它既能粘在書頁上﹐又不致在撕下來的時候把書頁扯壞。弗賴在教堂里意外的頓悟最終促成了一種新發明﹐這就是如今全球使用最廣的辦公用品之一──便利貼。

弗賴的發明是靈感突現的典型例證。儘管靈感似乎是憑空產生的﹐就好像大腦皮層突然迸發出讓我們驚訝不已的重大突破一樣﹐但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它們的產生機理了。他們讓試驗對象做腦筋急轉彎題目﹐並觀察他們的大腦會發生什麼變化﹐以下就是一道這樣的題目:

在一個小鎮上﹐有一個男人跟20個女人結了婚。這些女人現在仍然健在﹐而且沒有一個人離婚。這個男人沒有觸犯任何法律。請問這個男人是誰?

如果你解決了這個問題﹐那麼答案很可能是像耀眼的火花一樣突然閃現在你腦海中的﹐答案就是:這個男人是一個牧師(注:英文中“marry”一詞既有與某人結婚的意思﹐也有主持婚禮的意思)。由馬克‧比曼(Mark Beeman)和約翰‧庫尼奧斯(John Kounios)主持的研究已經發現這束火花可能來自何方。在靈感出現前的幾秒鐘里﹐大腦中一個叫前顳上回(superior anterior temporal gyrus, 簡稱aSTG)的區域活動會急劇增加。該區域位於大腦右半球表面﹐其遠距離聯想功能出色﹐而將關係很遠的信息聯繫在一起正是解決創造性難題所必需的。

有意思的是﹐比曼和他的同事們發現某些因素會讓人更容易產生靈感﹐能更好地發現aSTG生成的答案。比方說﹐讓實驗對象看一小段幽默視頻──科學家們節選了一段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表演的獨角喜劇──可以使平均成功率提高20%左右。

Serge Bloch
人們在觀看一小段獨角喜劇視頻後﹐他們解決腦筋急轉彎問題的數量會增加約20%。
酒精也有助於提高創造力。今年早些時候﹐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員對清醒的學生和有醉意的學生在解答腦筋急轉彎時的表現進行了比較。科學家們給受試者出了一系列名為“遠距離聯想測驗”(remote associates)的詞匯問題﹐受試者必須找到另外一個單詞﹐將一組三個單詞聯繫起來。下面我們舉一個例子:

Pine(松樹) Crab(螃蟹) Sauce(果醬)

在這個例子中﹐答案是“apple”(蘋果)。這一組單詞加上“apple”就組成了“pineapple” (菠蘿)、“crab apple”(海棠果)和“apple sauce”(蘋果醬)。有醉意的學生解決的問題比清醒的學生多出近30%。

放鬆和喝酒為什麼能讓人更有創造力呢?部分原因要歸結於分心會為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優勢。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崇尚專注的時代──我們總是迫使自己集中精力﹐用咖啡因來提神──但這樣做可能會抑制想象力。我們也許是專注的﹐但很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錯誤的答案上。

Serge Bloch
一項新的研究顯示﹐當志願者坐在五平方英尺的工作間之外做一項創造力標準測試時﹐成績會顯著提高﹐也許是因為人們的思維因此而得以“打破了條條框框”。教訓是什麼?小隔間拖了你的後腿。
這就是為什麼放鬆會有所助益:只有當身心在淋浴時得到舒緩﹐或者讓獨角喜劇暫時打斷思緒﹐我們才能將注意力的聚光燈轉向內心﹐暗中傾聽大腦右半球表面展露的所有隨機聯繫。當我們需要靈感時﹐這些聯繫常常就是答案的來源。

這項研究還解釋了為何如此多的重大突破都是在毫不相干的場合產生的﹐例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浴盆中發現了浮力定律﹐據說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會在一家脫衣舞俱樂部演算方程式。這就顯示出谷歌(Google)在休息室擺放乒乓球台的明智之處﹐也證明了做白日夢的實用性。愛因斯坦(Einstein)曾說﹐“創造力是浪費掉的時間的殘餘物。”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創造性難題都要依靠頓悟來解決﹔沖澡放鬆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時候﹐我們需要的就是堅持工作﹐抗拒喝點啤酒、打個小盹的誘惑。

這種類型的創造力是枯燥無味的﹐它的主要成分是汗水和失敗。它是書頁上的紅叉、棄置的草圖、扔進垃圾堆的樣品以及失敗的初稿。尼採(Nietzsche)將其稱為“拒斥過程”(rejecting process)﹐他指出﹐儘管創造者喜歡吹噓自己的重大頓悟﹐但他們的日常工作絕沒有這麼浪漫。他寫道﹐“所有偉大的藝術家和思想家都是偉大的勞動者。”

這種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而產生的創造力在傳奇平面設計師米爾頓‧格拉澤(Milton Glaser)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在自己辦公室的門上刻了一句格言──“藝術就是勞作”。格拉澤最著名的設計便是這種職業操守的體現。1975年﹐他接受了一項令人生畏的任務:為紐約市策劃一系列新的廣告﹐重塑紐約市的形象。


於是格拉澤開始嘗試各種字體﹐用各種有親和力的字體來設計這句旅遊口號。經過幾週的努力﹐他完成了一項很討人喜歡的設計﹐草體的“I Love New York”(我愛紐約)放在純白的背景上。他的設計方案很快就通過了。格拉澤說﹐“人人都喜歡這項設計。如果我是個普通人的話﹐這個項目我就不會再想下去了。但我不能到此為止。有些東西感覺就是不大對。”

於是格拉澤繼續揣摩這項設計﹐花了很多時間來琢磨這個本已完成的項目。就這樣他又工作了幾天。一天他乘坐出租車時在市中心遇到了堵車。他回憶說﹐“我常常會在口袋里準備些紙﹐於是我把紙拿出來開始畫圖。我一邊想一邊畫﹐然後我知道該怎麼設計了。我腦海中浮現出了整體設計圖。我看到了字體的樣子﹐一顆圓形的大紅心顯眼地放在中間。我知道就應該這樣設計。”

格拉澤在出租車上想象出的標志自此之後成為全球平面設計行業模仿最多的創意之一。正因為格拉澤不願停止思考﹐他才創造出了這一設計。

但有一個明顯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如果解決不同的創造性問題需要不同的創造性思維﹐那麼我們該如何保證自己在適當的時候以正確的方式思考呢?我們什麼時候該做做白日夢﹐散步放鬆一下﹐什麼時候又應該繼續寫寫畫畫﹐嘗試各種可能性呢?

好在人類的大腦天生具有一種令人驚嘆的能力﹐能夠判斷出我們需要哪一種創造力。研究人員把這類直覺稱為“知曉感”(feelings of knowing)﹐當我們猜測自己只要繼續思考就能找到答案時﹐這種感覺就會產生。已有大量研究顯示﹐當問題不需要依靠靈感來解決時﹐大腦能夠非常巧妙地判斷出一個問題得以解決的可能性──瞭解我們在找到解決方案之前有沒有“熱起來”。

這種判斷思考進程的能力是創造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感覺沒什麼進展時──也就是說﹐我們碰壁了──我們很可能需要靈感。如果沒有“知曉感”的話﹐我們能做的最有建設性的事情就是先把工作放在一邊。但如果“知曉感”告訴我們答案已經快找到的話﹐我們就需要繼續努力。

當然﹐無論是依靠靈感來解決的問題﹐還是靠持之以恒的努力來解決問題﹐其前提假設都是﹐我們試圖解決的創造性問題的答案已經存在於大腦中的某個地方了。我們要做的不過是把答案調出來而已。但還有一種創造性問題﹐對於這類問題﹐你的大腦中並沒有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原材料。如果你想變得更有創造性﹐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擴大你接觸的信息量和信息種類。

喬布斯有句名言是﹐“創造無非就是把事物聯繫起來”。儘管我們認為發明家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但喬布斯指出﹐即便是最不可思議的創意通常也不過是對已有事物進行的新組合。比方說﹐蘋果公司(Apple)並沒有在喬布斯的領導下發明MP3播放器或平板電腦﹐而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改進﹐為這類產品添加了新的設計功能。

蘋果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創新史印證了喬布斯的理論。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以他們掌握的自行車製造技能為基礎發明瞭飛機﹔他們最初發明的飛行裝置從很多方面來看只不過是帶翼的自行車而已。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以自己掌握的葡萄壓榨機知識為基礎﹐發明瞭能夠大量印製文字的印刷機。再來看看谷歌: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將學術論文排序方法(引用次數與影響力成正比)應用於互聯網的海量信息﹐發明瞭著名的搜索算法。

人們怎樣才能更好地建立這類聯繫呢?喬布斯稱﹐最好的發明家會尋找“多元化的經驗”﹐收集許多未來有機會聯繫在一起的信息點。他們不會侷限於狹窄的專業領域﹐而是會接觸廣泛的信息﹐比方說﹐他們會研究書法(喬布斯就是這樣)﹐或者與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交流。他們不知道答案會來自哪裡﹐所以願意從方方面面尋找答案。

近期的研究佐證了喬布斯的智慧。例如﹐社會學家馬丁‧呂夫(Martin Ruef)對斯坦福商學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766名畢業生的社交與業務交往狀況進行了研究﹐這些學生均在畢業後進行了自主創業。他發現﹐人際關係最為多元化的創業者在一項創新指標上的得分較其他人高三倍。他們不會拘泥於陳規﹐而是能夠將廣泛的社交圈轉化成為可帶來豐厚利潤的新創意。

有許多極富創新力的公司會鼓勵員工建立這類多元社交網絡﹐讓他們與來自完全不相關的領域的同事交往。谷歌會主辦一個名為“瘋狂搜索創意”(Crazy Search Ideas)的內部會議﹐該會議是一種面向成年人的科學挑戰賽﹐會上張貼的幾百份海報來自你能想到的所有領域。在3M公司﹐工程師們一般每隔幾年就會到一個新的部門輪崗。有時這類輪崗能夠帶來巨大回報﹐比方說﹐3M公司認識到﹐筆記本電腦電池壽命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顯示屏耗電太快導致的﹐於是該公司的研究人員運用了他們在透明粘合劑方面的知識﹐發明瞭一種可向表面聚光的光學薄膜﹐而後生產出了一種可節能40%以上的顯示屏。


這類解決方案叫“思維重建”﹐因為只有在有人提出全新的問題之後﹐難題才能得到解決。有意思的是﹐專業技能會抑制這種重建﹐令取得突破的難度加大。這就是為什麼既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借鑒新理念﹐又要嘗試解決其他領域的問題──你的外行身份和提出幼稚問題的能力都會是極大的優勢。

InnoCentive每天都在運用上述原則﹐這是一個通過“眾包”(crowdsourcing)方式來解決疑難科學問題的網站。該網站的結構很簡單:公司發佈他們最難解決的研發問題﹐並為每個“挑戰”設置相應的獎金。在該網站提問的有來自八個不同學科的數百家機構﹐從農業科學到數學都有。網站上的難題也是五花八門﹐比方說﹐一家跨國食品公司想做一種“低脂巧克力味合成糖衣”﹐一家電子公司則試圖設計一款太陽能電腦。

然而﹐InnoCentive最突出的優勢是它的效率。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卡里姆‧拉哈尼(Karim Lakhani)從2007年開始對該網站發佈的幾百個問題進行分析。根據拉哈尼的數據﹐發佈在InnoCentive上的難題有近30%在六個月內得到解決。有時﹐問題在網上發佈幾天之內就得到瞭解決。其奧秘就在於外行思維:在InnoCentive上解決問題的人處理與他們專業領域交叉的問題時效率是最高的。化學家沒有解決化學問題﹔他們解決了分子生物學問題。反之亦然。這些人所具備的專業知識使他們能夠理解難題﹐但他們又不是太內行﹐不致被知識羈絆﹐也就不會碰到與比他們更專業的人相同的絆腳石。

像初學者一樣解決問題、拋開所有先入之見、不懼失敗的能力正是創造力的關鍵。

1970年﹐作曲家布魯斯‧阿道夫(Bruce Adolphe)第一次在紐約的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見到馬友友。馬友友當時只有15歲(不過他已經在白宮為肯尼迪總統演奏過)。阿道夫剛剛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大提琴作品。他回憶道﹐“不幸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啥﹐我以前從來沒有譜過大提琴曲。”

阿道夫曾把樂稿拿給茱莉亞音樂學院的一位教師看﹐這位教師告訴他﹐作品中有一個和弦是無法演奏的。但在阿道夫修改樂譜之前﹐馬友友決定在他的宿舍里排練一下這部作品。阿道夫說﹐“馬友友把我的作品從頭到尾演奏了一遍﹐他視奏了整部作品﹐當樂曲進行到那個高難度和弦時﹐他找到了一種演奏方法。”

阿道夫向馬友友轉達了那位教授的話﹐問他是如何奏出那個高難度和弦的。於是他們把這部作品又演奏了一遍﹐當馬友友演奏到那個和弦時﹐阿道夫喊“停!”他們看了看馬友友的左手──這只手擺在指板上﹐手指扭曲的姿勢幾乎是常人無法做到的。馬友友說﹐“你說得對﹐確實彈奏不了!”但他終究還是彈奏出來了。

如今﹐馬友友在演奏時仍然儘量去尋找初學者的感覺。他說﹐“必須始終提醒自己像初學大提琴的孩子一樣沉浸其中。因為這孩子為什麼要拉琴呢?他是為了尋找快樂。”

創造力就像火花。當我們摩擦兩塊石頭卻一無所獲時﹐會感到十分痛苦。而當火燄燃燒起來﹐新的想法傳遍世界時﹐我們會有巨大的成就感。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將首次瞭解到如何擦出更多靈感火花﹐如何確保更多的火花燃燒成為熊熊烈火。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無論我們瞭解多少東西﹐創造的過程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們的意志永遠都會被不確定性籠罩﹐會被腦細胞在建立新聯繫時的隨機性左右。

每個關於創造力的故事都不一樣﹐卻又是相通的:它們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好似魔法一般。

(──本文選編自喬納‧萊雷爾(Jonah Lehrer)的著作《想象:瞭解創造力的機理》(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由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於3月19日出版。)

JONAH LEH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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