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經》：中國科學史上的孤獨一歌
董潔林
這
間四門緊閉的屋子裡很暗，屋子的一壁開了一個小孔，屋外站立著一位年輕人，他的影像隨著室外的光線從小孔中穿透過來，在黑屋子裡形成了一個倒影，屋子裡一位老者默默地觀察著，記錄著……這裡描述的不是今天的實驗室，是公元前400年魯國鄉村一間普通的民屋，屋內的老者是墨子，在喃喃自語中他說出了驚世駭俗的小孔成像現象：“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差不多同時，一位生活在古希臘文明鼎盛之時的科學家亞裡士多德（Aristotle），他也在觀察小孔成像,他看見太陽光從形狀各異的小孔穿過總是在另一方形成一個圓光斑，但沒有得出小孔成倒影的結論。直到1400年之後，波斯科學家阿爾哈曾（Alhazen）才描述小孔成像原理（“Book of Optics”,1021 AD），英國科學家格羅塞特（Robert Grosseteste）闡述這個原理則是在墨子之後1600年。
墨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活躍、魅力十足的時期，中國向何處去充滿了無限可能性。孔老夫子坐著牛車在各國穿梭，宣傳儒家社會等級秩序和治理思想；法家諸子也忙於遊說各國君王，販賣他們的法治強國之計；智者老子獨居一室，默默思索著自然之道；墨子和他的追隨者熱愛自然之理，政治上主張“兼愛”，經濟上主張保護私有產權和推動技術創新。在科學上，除了光學，他在力學、幾何、數學和邏輯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
當時的古中國和古希臘，有不少相似之處，接下來歷史做出了很不同的選擇。在中國，漢武帝看見了儒學階梯理論維護國家穩定的作用，決定獨尊儒學。後來的朝代基本延續了這種以儒學為中心意識形態的格局，稍微不同的是對其他思想流派採納和排擠到什麼程度。在民間，道學逐漸轉為道教，從哲學思辨和經驗主義逐漸走向神秘主義，與官方即若即離的關系也讓其學問和實踐蒙上了勢利色彩。而墨家子弟逐漸散去，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中國春秋戰國那段璀璨的思想交鋒就此告一段落，而後面兩千多年只有改朝換代而鮮有進步的歷史軌道就如此定下來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在春秋戰國（到漢朝之初）生機勃勃，唐、宋時期也有相當的活力和成就，此外，就是長期的空白、停滯、重復甚至倒退。
這時的西方，古希臘被羅馬征服，部分科技和人文成果被羅馬人採用，為他們進一步征服世界服務。羅馬時期，王權、民權、神權激烈博弈，當王權於公元600年轟然倒塌之時，神權勝出，數百年黑暗的中世紀從此拉開序幕。這個時期，教廷只希望傳播創世故事，選擇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科學理論（如托勒密的地心說）告訴大眾，讓大眾在催眠中窒息。時至公元1300年，就東西方的物質實力來說，中國勝出。此後的幾百年，中國仍然在重復它宮廷政變、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老戲碼，然而西方文藝復興開始了，民權蘇醒，宗教改革，學者從曾經失去的古代文獻中驚喜地重新發現亞裡士多德、柏拉圖、阿基米德等寶庫，因而催生了科學和工業革命。歷史車輪就這樣把我們帶到了今天。
這篇短文無法深入探討中國歷史道路選擇之前因後果，那是一個太大的題目。我只想問：像墨子這樣的科學家為什麼在中國不能生存下來？我提出以下幾點以作拋磚引玉：
第一、中國歷屆帝王所選擇的正統意識形態“儒學”，對自然不感興趣也不認為自然科學有什麼價值，只在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秩序。其實問題的關鍵不是儒學的不完美,致命的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元化”讓其他學說都變成“異端邪說”被排擠和迫害。我認為，窒息中國科技發展的不僅是儒學，“一元化”社會形態更為致命。直到今天，儒學雖然已經從官方意識形態的位置退居幕後，但中國一元化思維的習性仍盛，只不過換了個統治意識形態罷了。事實上，社會“一元化”也是導致歐洲中世紀科技委靡的主要根源。
第二、儒家所確立的社會等級──“學而優則仕，仕農工學商”，科學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愛好科技者的上等出路是在體制內謀求一官半職，例如成為欽天監（太史局）官員觀察天象、推算節氣、制定歷法。這些人天文記錄和歷法做得很好，但很少有人對天文學進行系統研究，理論成就很有限，只是編些預測兇吉的瞎話。例如哈雷彗星，中國記錄了它很多次出現，每次都編造一個不詳之兆而嫁禍於人，直到1704年英國科學家哈雷揭開了它的周期之謎。次等出路是成為工匠，但因為生存不易，這些人要持續科學研究缺少條件，更何況中國社會不尊重他們，不會有人資助他們的研究，歷史也鮮有記錄他們的成就，所以我們常在文獻中看見一些無名氏的科技成果，作者統稱為“古代勞動人民”。再下來就成為江湖術士，但他們往往與神鬼之術走得太近，科學探索在他們的活動中成分很少。事實上，帝國雖已離我們遠去，但“讀書做官”的余毒仍然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橫流，科學家沒有獨立人格和地位。
第三、中國傳統輕商、缺少購買科技產品的市場，因此不能推動可持續研究。“修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是科技者的上乘之選。在春秋戰國時期，眾多小王是學者們競相出售自己學問和技巧的對象，這種買主多元化的局面，是當時學術活躍的重要動力，可惜帝王們感興趣的僅僅是強國和馭人之術。一統天下之後的中國，權力結構、文化思想越來越固化，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科技活動都得圍繞中央政府的需求展開，因此科技只剩下天文觀察和煉丹士。今天，這種以國家意志為中心的局面仍然沒有根本變化，目前中央政府既定的“七大戰略行業”在引導著中國科研的資源分配──它暫時替代天文歷書和煉丹而已，墨子的“小孔成像”仍然不是“戰略重點”。
第四、有人認為，墨家子弟和思想後來並入道家，對此我不敢苟同。雖然道家對自然也有很多興趣和探索，但他們顯得很感性和隨意，缺少墨家的理性、邏輯嚴謹和面對真理的誠實。雖然道家也出了一些著名科學家，但都是在帝王感興趣並資助的天文和相關數學方面。從墨家早期的行為和理念，我很難想象他們會轉身為煉丹術忙碌數千年，並為其種種失敗編出那麼多偽科學，也不相信他們會對天文觀察的數據進行無聊的政治解讀和陷入天人對應的可笑遊戲。
第五、“現實”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品質，對不能很快見利的東西不願冒風險也不感興趣。“現實”不能說是壞事，但“太現實”就成為短視，成為阻礙科學發展的枷鎖。墨子的小孔成像是一項偉大的科學發現，但當時看來是“無用的”、沒有“現實意義的”，直到兩千年多後，法國人才基於這個原理發明了第一部照相機。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是很“現實的”，如果你要申請自然科學基金，也必須回答“研究的現實意義”，而墨子如何給出讓基金委滿意的答案？類似“小孔成像實驗”這種看似無用的東西今天是否會拿到政府基金資助呢？基於人類好奇本能而激發的科學研究，在中國少有人喝彩。
凡此種種使得中國對人類科學發展的貢獻僅區區1%（見上一篇專欄《中國對人類創新貢獻了多少？》），而墨子成為中國科學史上一座沒能超越的豐碑。雖然後輩也有一些優秀的科學家在陸陸續續探索科學真理，如東漢時期的張衡發明了先進的天文觀察儀器，記錄天象；南北朝祖沖之計算更精確的圓周率；唐代李淳風精於天文，提出日月食預測理論；宋朝沈括遊歷山川，發現地球磁偏角……然而無論是科研動力、方法、原創性還是對人類科技史的貢獻，相比墨子，這些後來的朝廷御用學者都相形見絀。可以說《墨經》是回旋在中國歷史長河之上的一曲悠長而孤獨的科學之歌，其余只是一些回聲而已。
希望墨子之魂沒有從中華大地徹底消失，希望它仍然隱居在山野和田園之中，如果時代真誠地呼喚，它會鮮活地跳躍而出，直接走進最現代的實驗室……可是想到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為追求一點點獨立人格而遭受的罪，這似乎只是南柯一夢。
你聽見了嗎？遠古隱約飄來一陣蒼老的吟唱：“巧傳，則求其故；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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