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關註實際的人不喜歡思想實驗。但這種實驗是構成人類知識增長的一個關鍵組分。實際上，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日前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央行會議上的講話，就使得下麵這個問題很適合用來做這樣的實驗：如果作為一種有意的政策行為，主要工業化國家紛紛“從直升機上撒錢”，那會發生什麽情況？
任何人都未曾明確主張將之當作一種刻意的行動來實施。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在其撰寫的一篇關於“最優貨幣量”的論文中提出了這種可能性。他在論文中提到“直升機”，是為了避免討論銀行業體系的錯綜復雜之處——他在其他場合已對這些錯綜復雜之處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若乾年後，伯南克將包括量化寬松在內的種種應急措施稱為與“直升機撒錢”意思最為接近的政策行動。於是華爾街的一些人將伯南克稱為“直升機本”(Helicopter Ben)。然而，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量化寬松要通過銀行業體系發揮作用，而直升機撒下來的錢只有那些足夠強健的人才撿得到。
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一種類似的可能性。他當時說，如果沒有擺脫蕭條的更好方法，那就把英鎊埋到地下，留待屢試不爽的利己動機將它們再挖出來。
我們假設一下，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各國失去了耐心，只好啟動它們的直升機引擎。如果一些國家不加入這個行列會發生什麽？如果中國不加入，人民幣就會升值，而這正是很多國家所期望的。如果歐元區不加入，歐元就會升值，歐元區外圍國家的成員國資格很可能不保。
回到主體分析上。“直升機撒錢”的目的是，提振那些撿到錢的人的支出，這些人應該感到自己財富有所增加，而不是債務有所增加。他們應該有充分的理由支出。他們對撿到的錢越是擔憂，他們花掉這些錢的速度就越快。
這會不會帶來通脹？在很多情況下，的確會。不過，“撒錢”——不管是實際意義上的還是比喻意義的——只在我們面臨需求不足的危險時才會發生。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恰恰是支出不足以確保資源得到相對充分的利用。因此，我們一開始主要考慮的應是刺激產出和就業。萬一危險變為需求通脹，我們可運用提高央行利率和預算盈餘等常規手段。如果環境發生改變，採取相反的政策不存在任何技術上的問題。
“撒錢”的奇特性和反常性會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導致消費者不敢採取行動？這裡人們往往會忽視一個重要的細節：人們對“直升機撒的錢”越是懷疑，他們就越有可能在這些錢失去價值之前將其花掉。你當然可以設想出各種巧妙的花招。比方說，可以在“直升機撒的錢”上蓋上戳記，規定必須在特定的日期之前花掉，過時便淪為廢紙。
當然，最根本的風險還是政治上的。一旦民眾有了天上掉餡餅的經歷之後，我們還能指望政府採取不受歡迎的限制性措施嗎？這才是問題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嚴重或曠日持久的衰退期間，不作為的風險要大得多，通脹的風險要小得多。
接下來的問題是，有沒有比“開動直升機”稍微傳統一些的措施呢？當然有，那就是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和臨時性減稅。不管採取上述何種措施，重要的是不要給這些措施設定一個退出時間。雖然我們有各種世上最好的技術經濟學，但我們還是無法可靠地預測未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明確表示，這些措施屬於應急措施，不會成為政府長期稅收和支出戰略的組成部分。顯然，這類擴張性措施應由中央銀行提供融資，而不應由市場提供融資，以免推高利率、幫了倒忙。
不過，你可能會問，我們為什麽需要這些復雜的東西？為什麽不能以經歷過時間考驗的方式刺激支出或是降低稅收？
主要原因是意識形態上的。當前的流行教義是，反衰退措施只能出自貨幣層面而不能出自財政層面。很多時候這的確有一定道理，因為貨幣政策全年都可以調整，並且相對來說受政治乾預更少。拜弗里德曼和伯南克所賜，“直升機撒錢”基本上可以算是貨幣政策。我們很難想象共和黨代表大會能支持什麽財政刺激計劃。
不過，少數更為理性的共和黨人可能會支持美聯儲實驗變相的“直升機撒錢”政策，前提是美聯儲不使用這個比喻。
譯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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