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月03日
我是一個中國人嗎？
“你不覺得太對不起中國人嗎？你的中文太差了！”上周在北京坐的士的時候，司機這樣批評我。其實，這個司機態度很友好，但我還是無語了：我是一個中國人嗎？師傅，難道您認為，凡是長得像中國人的人都必須會說流利的中文嗎？凡是白人就一定講英文嗎？
作為一個第二代澳大利亞華人，在中國留學的這一年，我不斷跟各種各樣的中國人進行這樣有趣的對話：
“你回國了！很好，你可以看一看祖國發展得怎麼樣！”
我回國了嗎？如果我從沒有來過中國，我可以“回國”嗎？
“澳大利亞人對咱們華人怎麼樣？”
澳大利亞人就不包括華人嗎？如果我在澳大利亞出生、長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澳大利亞，難道我還不是澳大利亞人嗎?
身份認同危機
不能只怪中國吧。所謂的身份認同危機很久以前就在我身上出現過。
不久之前，我媽媽讓我想起，小時候我問過她：“媽媽，我為什麼不像我的朋友和同學一樣？為什麼沒有黃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小學六年級時，因為語法考試考得不好，我們班的老師竟然當著所有同學的面直接跟我說：“淑琳，因為你來自華人的家，你永遠學不會最標準的英語。”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覺得多麼不公平：我爺爺三十年代從福建遷到馬來西亞，爸爸媽媽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我爸爸的方言是福州話、媽媽的方言是潮州話，因為難以用方言交流我們在家裡都說英語。對我而言，英語就是我的母語。我之所以招致老師的偏見，是因為我有着一副亞洲人的面孔——而且，我是這個班裡唯一的華裔。
來中國以前，我一直把那些事深藏在心裡。但在中國認識來自各國的華裔後，我常有機會與他們聊我們小時候的經歷。有一天，一位阿根廷籍華裔朋友跟我說，她在阿根廷上幼兒園時，老師會把她的玩具偷偷拿給別的小朋友玩。
她的媽媽很無奈，但又不會說西班牙語，只能把他們家開的快餐店裡最好吃的盒飯送給那位老師。聽完這個故事後，我控制不住地淚流滿面。沒想到在我瘋狂地學語法的同時，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一個和我一樣的華裔女孩也在承受着相似的痛苦。
中國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它吸引眾多華裔的原因之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華裔“回”到了中國。但根據我的個人經歷，我身邊絕大部分華裔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找答案。對很多華裔而言，他們希望這些由成長，由金黃色頭髮的同學、語法考試、幼兒園老師提出的問題能在這裡得到解答。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太‘華’了”
因為有一張華人的面孔，我以為來到中國之後，可以很快解決所謂的身份認同問題。然而，結果恰恰相反。2007年，為了找一份英語老師的工作，我在北京四處奔波。三十幾個面試之後，我放棄了，毫無選擇之下去了湖南農村教書。
現在想來，當時的我剛剛高中畢業，一點經驗也沒有，也難怪沒有人想錄用我。但是，我的很多華裔朋友也經歷過同樣的情況，我們都明白這其中的“規則”：不管這種對“純正”的外教的期許來源於學生、家長還是學校自身，對很多學校而言，招聘外教時，膚色比教學能力更重要。他們更願意錄用一個母語是英語、但沒有華人面孔的外國人。
在舊金山長大的華裔任麗娜說：“在理論上，如果想在中國找實習，會說中文的華裔應該佔優勢。但是我認識幾個華裔朋友，因為他們的面孔，不但沒有這個優勢，反而跟不太會中文的非華裔比處於劣勢。”
她也提到，在中國的外國人雜誌上可以看到專門招聘白人職員的廣告。這樣一來，公司可以讓一張白人的面孔出現在公司網站上、讓這個白人陪他們去開會，顯得公司地位高。我有一位白人朋友從一個中國教育機構辭職，因為被錄用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大部分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一個“performing monkey”（被耍的猴子）。
不僅是工作，就連娛樂放鬆時，這張華人的面孔也給我們帶來過不愉快的經歷。一個來自美國華盛頓的華裔何志榮告訴我，某天晚上跟幾個白人朋友到三里屯MIX夜店玩的時候，他成了唯一需要買門票的人。
遭遇過類似情況的不只何志榮一個。今年，澳大利亞籍華裔譚若思去北京一家叫Latte的夜店時，門衛讓五個澳大利亞籍白人直接走進夜店裡，卻讓他出示身份證。
“我沒有身份證，我不是中國人。”
門衛一再堅持道： “給我看你的身份證。”
最後，六個澳大利亞人選擇去了另一個地方。又過了幾個星期，因為北京清理“三非”外國人的一百天行動，警察讓譚若思出示他的護照。這次，他的待遇就和他五個白人朋友一模一樣了。譚若思說：“說白了，作為一個華人，我太外國了，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太‘華’了。”
一個來自澳大利亞悉尼的華裔陶鈞說，某次他在三里屯打車，可是路邊的司機卻拒絕搭載他。直到他硬是打開車門，與司機攀談之後說明自己是澳大利亞華裔，司機才說：“哦，我以為你是鬼子。我不拉鬼子。”
我是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亞人，也是百分之百的華人
願意來中國的華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有的華裔朋友曾經跟我說過“打死我也不會去中國”！我的一位澳大利亞華裔阿姨就受不了春節。我認識的一個華裔甚至無法接受自己的黃皮膚、黑眼睛，於是她把頭髮染成金黃色、戴藍色的眼鏡。
我以前的中文老師跟我說，她不敢讓華裔學生通過唱典型的中文歌來學習中文，比如《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和《我們都是中國人》。因為曾經有學生對此極其抵觸：“我不是中國人！為什麼讓我唱這樣的歌？”。
相反，非華裔的學生唱這些歌卻一點問題也沒有。我認為，凡是華裔都多少有一點對身份認同的懷疑，只不過每個人的“度”不一樣，而且每個人會在不同的時期面臨這個問題。
任麗娜說：“我從小就在舊金山跟很多華裔一起長大了，所以我來中國之後才開始考慮身份認同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現象有意思，到我所謂的祖國才開始感覺到這方面的矛盾。”
到中國以後，我和我的華裔朋友們會半夜三更聚在一個宿舍里，聊各種各樣關於身份認同的話題。一次，不知怎麼聊到了“如果有一種把華人變成白人的葯，你會不會吃”。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回答 “肯定會”，有的人說“絕對不會”，有的人很猶豫地表示“不知道”。看倫敦奧運會時，我們也會討論該給中國隊加油還是給我們國籍所在的國家隊加油，或者如果中國和我們國籍所在的國家對壘怎麼辦。
陶鈞說：“作為一個華裔，你的身份是一把雙刃劍，你需要知道在不同情況下怎麼用它因為每個情況不一樣。有時我會誇張我的‘老外口音’，有時別人問我來自哪裡，我會回答說‘澳洲人，中國心。’”
華人是誰？
八月中旬，浙江大學“晨興文化中國”召開了第二屆“文化中國”年度論壇。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和“晨興文化中國”的創立人杜維明老師說：“‘文化中國’的目的是給中國人、華人和對文化中國有興趣的外國人一個平台。為‘中國人’‘華人’‘外國人’這三個群體提供豐富的交流契機。”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在外國留學的華僑、來自香港、台灣的華人。我，這個來自澳洲的華裔也在其中。
會議上，兩個香港大學的本科生給大家做了關於香港的愛國教育改革的演講，內容包括香港人為什麼擔心改革，什麼樣的教育可以避免造成洗腦，香港人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還是華人。
演講結束後，一些大陸學生開始激烈地提問：“既然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為什麼還不接受中國的教育制度？你為什麼覺得中國的教育制度會洗我們的腦？你的意思是我被洗腦了嗎？如果是這樣子，那你也是，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多少被洗腦過！”雖然對部分看法保留意見，但是說實話，我非常享受那樣的討論。我希望來自更多國家的華裔能在將來擁有這樣的平台就這些話題展開討論。這些話題之中，包括對很多華人來說不可避免的問題：對你來說，華人這個身份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意義？
其實，多年以前海外華人的社區中就已經有海外華人組成的協會，而且近年來出現了越來越多專為年輕華人創建的社會團體。舊金山的非政府組織“尋根之旅” (In Search of Roots)每年舉辦一次活動，讓來自舊金山灣地區的十幾個華裔研究他們家族的歷史。上半年參與者在美國採訪、搜集資料，暑假期間到中國展開尋根之旅，下半年則用於記錄他們尋訪到的家族歷史。
杜老師對我說：“追本溯源往往是一種解放。越多地了解你的過去，將越深地惠及你的現在和未來。無回憶則無自由。如果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自由就無從談起。但隨着社會日益走向多元，身份認同的來源不再局限於血統和國家了。”
無論如何，我在中國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人山人海的地鐵上，把MP3聲音調大，讓《我的中國心》的旋律衝擊着我的耳膜。
每當我在中國的白人朋友跟我說：“為什麼在大部分情況下，華人的中國朋友遠遠多於白人的中國朋友？”我心裡會想，是因為人天然懷有種族歧視嗎？我覺得人類都想被接受、被認同，卻常常陷入根深蒂固的偏見，走不出這個怪圈。
每當的士司機聽我解釋完複雜的家庭背景之後，雲里霧裡地問： “但是，你還是一個中國人吧？”我會對自己說：算了，別繼續解釋了。
每當我的中國朋友“政治不正確”地跟我說：“如果你是個白人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跟你成為那麼好的朋友”，我心裡的某個角落依然會充滿榮幸。
但是如果這樣想，我會不會變成問題的一部分？
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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