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最低工資是good politics？

名家觀點／最低工資是good politics？

【經濟日報╱陳冲】 2014.01.14 03:07 am

"When it comes to the minimum wage, there are no easy position to take... whatever stance you choose, you are bound to get clobbered by the opposition.”這是Miller、Benjamin及North三位美國教授在合著的教科書中談到最低工資時，引述某退休官員的經驗之談。因此最聰明的做法是不要討論我國稱之為基本工資的議題。 美國總統歐巴馬2013年2月發表國情咨文（State of Union）時，提到要提高最低工資；到了年底12月4日在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演講時，又再次強調：沒有證據顯示提高最低工資會影響就業；預定在本月底發表的2014年國情咨文，據了解，將具體要求提高時薪為10.1美元。這顯示過去一年歐巴馬無法說服國會同意這原本屬於good politics的舉措。 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學者對此也有分歧的看法，由經濟學供需曲線看來，將市場的均衡價格提高為法定最低工資，會減少工作機會的釋出，但仍有部分學者，尤其是以克魯曼（Paul Krugman）為首的一群，則持不同看法。 克魯曼每逢歐巴馬演講後，必會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支持，已成慣例，而反對的學者以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G. Mankiw為代表，也會循例提出反駁，不過雙方都是老生長談，重複彼此在教科書中或以往專欄（部落格）中的看法。 較特別的是，曾在歐巴馬任內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Christina Romer也在去年歐巴馬演講後投書紐約時報。她開宗明義指出，總統的建議易於取得群眾而非經濟學家共鳴，經濟學家並非冷血，而是懷疑提高最低薪資真能改善經濟並減少貧窮。 她指出，時代變遷，雇主間的競爭較早期激烈，操控優勢不再；而調高後的效果亦不見得流向弱勢家庭。Romer也承認提高後對就業率的負面效果有限，不過其中不少是較高技術工人或退休者被調薪吸引重新投入市場，在就業人口不變下，排擠了邊際勞工的就業及訓練機會。 換言之，原先提高最低工資協助脫貧的目的反不能達成。從而這位歐巴馬的前顧問贊成補助學前教育、擴大EITC（勤勞所得租稅補貼）才有消滅貧富差距的效果，而非一味迷信提高最低工資。 美國的論證不見得當然適合台灣。我國推動並實施基本工資制度已久，去年德國大選猶在辯論是否引進時薪的最低工資、當下美國也有時薪調整的爭論，台灣早在1968年（「基本工資暫行辦法」發布）即已實施時薪及月薪的基本工資。 但歷史悠久，並不表示台灣在這方面研究的基本功夫紮實。2012年8月勞委會在已連續二年調高基本工資（8.9%）後再度提報審議委員會調升的建議，我當時的批示被部分人士評為不體恤勞工。 其實當時是基於對最弱勢且無議價能力勞工的考量，同意將時薪部分調整；但月薪的調升則須先完成四項基本工作：1、主管機關應確實調查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因為商總理事長對外表示本國勞工無人領取基本工資，而勞委會認有約100萬人；此不能僅靠主計總處一般性調查或以低報的投保薪資認定。2、用來跨國比較的Kaitz index的正確計算方法宜予究明，分子分母應同一基礎。3、參考國外制度，是否因年齡、行業、地區等因素有不同的彈性規定？4、檢討審議委員會開會頻率與組成方式等。 此外，行政院審查時有「俟經濟好轉始予實施」的結論，並由經建會研究定義何謂「好轉」，為恐研究耗時，故本人又註明如連續兩季GDP成長率超過3%或失業率低於4%即可實施，但如經建會提出結論則從其所定。 不想當時社會聚焦於GDP成長3%，而忽略建立制度做好基本功夫的重要。次年2月我因故離職，3月間勞委會重提舊案，行政院預估第一季GDP成長率可能破3%，而有4月1日付諸實施的裁示。不想次月數字出爐，未達3%，也引起部分媒體苛責。 其實GDP成長率不完全是重點，更重要的是原先的基本工作仍待完成，為調升而錯失回歸基本面的機會，是否證明提高基本工資是good politics？ 美國對最低工資的辯論大致均承認提高是good politics，但是否good economics，雙方均舉出大批數據佐證。在台灣，對提高基本工資一事，本不應有成見或定見，但至少也應有堅實的數據供理性討論的基礎。美國對最低工資（時薪）的猶虞、台灣對基本工資（時薪及月薪）的決斷，真是鮮明的對比。（作者是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2014/01/14 經濟日報】